基于历史与社会学视野的防旱抗旱研究

一 、旱灾影响的新趋势

　　关于干旱问题，我们过去习惯于把它看作是对农牧产业和中国北方地区影响较大的灾种之一。现在看来，这样的观念与认识要做一些调整了。在现代背景下旱灾由影响生产进而且影响生活(频繁出现的人畜饮水困难数值。2010年初，位于中国西南部的云南、贵州、广西、四川及重庆五省市相继出现了百年一遇的特大旱灾，造成至少1.16亿亩的耕地受灾、2425万人以及1584万头大牲畜因旱出现饮水困难);由影响农村进而影响城市;由影响农业进而影响工业(在城市化进程中和工业生产的GDP贡献率占主导地位的情况下，城市因干旱而限水、限电供应，对市民生活与工业生产造成的影响远远超过了农业与农村);由影响产业进而影响生态(森林火警系数提高、湖塘库容降低，对植被的破坏以及对水陆生物的影响，往往是难以估量的但是并没有引起我们);由影响北方进而影响南方(这几年连续出现在云贵、两广、湘黔、蜀渝地区的特大旱灾，在我们北方人看来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长期以来，我们总以为中国南方的水资源总量是丰富的，似乎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面对突如其来的特大旱情，从上到下都显得有些束手无策)。旱灾影响的新趋势涉及面之广，影响范围之大，远远超出了学术界既往对干旱问题的研究。基于战略层面，审视与研究防旱抗旱问题尤显必要。

　　二 、水旱研究的个人见解

　　“气候变化是人类历史上基本不因人类活动而发生(至少在工业社会以前是如此)、并给人类带来深刻影响的最重要的自然变化。气候资源的变化必然引起土地资源的变化以及土地利用方式的改变，进而影响到作为一个种群的人口，人口因农业产出的区域变异而被动或主动地改变自己的分布。正是这种分布的变化才引出社会经济的诸多变化”[1]。干旱作为一种自然现象，就目前的科技水平而言，我们尚无能力阻止它的发生，只能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减少危害而已。我们所谓的防旱抗旱，就是借鉴历史经验、运用现代科技、采取综合措施，防患于未然，把损失与破坏因素降到最低程度。

　　中国农业尤其是北方农业，在历史时期由北向南形成的不同农业地域与生产类型，首先是由不同的农业环境与背景条件所决定的，然后才是人的主观能动性因素。中国农业最基本的指导原则之一是“因地制宜”，非常讲究对农业生态环境的适应与选择。在人类尚不能完全征服和改造自然的情况下，“山处者林，陆处者农，谷处者牧，水处者渔”[2] 是最经济、最有效的资源利用和配置方式。如果违背这一原则，只能是“任情返道”、劳而无获。现在的设施农业是人工改造或创造的农业环境，虽然可以农作物的生长需求，但成本、代价太高，除了个别园艺产业外基本上是赔本的，因此上它可能在某程度上并不符合经济学上的投入产出原则。我们也曾经把兴修水利工程作为防旱抗旱的重要手段与措施，但是筑坝拦水，使下游河道流量锐减，沿岸农地缺失浸润、涵养水源，土壤干旱加剧。前些年的黄河断流，固然与气候干旱有关，但主要的是不同地区与部门逐级拦截的结果。流量降低冲沙能力减弱，加剧了河床淤积，甚至导致了黄河入海口的海蚀与盐碱化。远离河湖的地方，逢旱则凿井汲灌，随着凿井深度与密度的加大，地面下沉与地下水位的迅速下降带来的次生灾害需要我们投入更大的财力、物力与人力去应对。

　　2011年的中央一号文件，把水利问题提高到事关国家安全的高度去认识，这让我们这些长期以来把水利当作工程、技术与经济问题的专家感到汗颜。既然事关国家安全，那就意味着怎么投入、怎么重视都不过分。它启示我们在研究“防旱抗旱确保粮食及农村供水安全研究”时，也要从战略的高度去定位、去认识。当代中国的农业与农村发展面临各种传统和非传统挑战。所谓的传统挑战就是我们以前经常讲的一些老问题，而非传统挑战更多指的是新出现的一些问题。社会发展到今天，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不能把农业当作一个单纯追求经济效益与利润的产业(即使亏本也要生产)，这是认识论上的科学回归。单靠农业生产不能完全解决农业的发展与农民的增收问题，而且在农、工、商产业比较效益存在巨大反差的情况下，正如司马迁所说的“用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绣文不如倚市门”。我们虽然信誓旦旦地保证能解决21世纪中国人的吃饭问题，但是农业毕竟具有很强的自然再生产特征，老天爷的问题任何个人、任何政府也不敢打百分之百的保票。水旱不时，强调粮食安全问题无异于警钟常鸣。粮食安全问题已经不再简单的农业发展、农村建设、农民增收问题，而是一个政治问题、是一个社会问题。食为政首是祖宗给我们留下的古训，农业出了问题就会闹乱子。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加快，今日之忧，或在农产品需求日增而知农事农者日寡。粮食安全问题成为党和国家、甚至是民族与时代所面临的、亟需解决的问题。

　　水乃山野自然之物，在古代社会主要用于农业生产与农民生活。随着城市与工业用水量的增加，在水资源总量有限的情况下，市民与农民、工业与农业用水的矛盾也越来越突出了。中国传统社会的水利工程基本上以农田水利工程为主，而近现代水利工程则以城市供水工程居多。我们现在正在修建和运营的南水北调工程，给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用水留了多大份额，我们不太知晓。形成巨大反差的是，在集体化与人民公社时代，国家在农田水利工程和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给予了较多的关注和投入。而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中国农业由国家(或集体)经营向农户个体经营过渡，这一变化对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带来了严重影响。其中表现之一就是国家政权对改善农业生产条件的热情明显降低，很少进行大规模的农村基础设施和农田水利建设。由于投资主体不明确，农村基础设施和农田水利建设长期处于超负荷和欠账运行状态，成为影响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的严重制约因素。现在的问题是城市抢用了好水而排出了污水、废水，农业生产用水、农民生活用水成了大问题。

　　三、旱灾历史研究的新进展与新问题

　　西农这些年在农业灾害史研究方面做了一些工作，推出了一些学术成果。在通览整体学术进展的同时，试结合我们的工作体会谈一谈当前的旱灾历史研究的新进展与新问题，以期对我们的课题有所帮助。

　　邓云特(邓拓)的《中国救荒史》(商务印书馆1937年)是近现代以来灾害史研究的开山之作，他对公元前1766年～公元1937年间发生的各种灾害按年次计算，其中旱灾1074次，应了我们通常“三年两头旱”的说法。如果加上水、蝗、雹、风、疫、地震、霜雪诸灾，总计5258次，确实是一个多灾的国度。

　　灾害史料的整理编纂与出版，是学术研究的基础。这几年推出的成果有：1981年，中央气象局气象科学研究院主编的《中国近五百年旱涝分布图集》(地图出版社);1988年，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编成的《中国历代自然灾害及历代盛世农业政策》(农业出版社);1990年，李文海主编的《中国近代灾荒纪年》(湖南教育出版社);1992年，宋正海主编的《中国古代重大自然灾害和异常年表总集》(广东教育出版社);1992年，张兰生主持编绘的《中国自然灾害地图集》(科学出版社);1993年，李文海主编的《中国近代灾荒纪年续编》(湖南教育出版社);1994年，张波主编的《中国农业自然灾害史料集》(陕西科技出版社)。其中由张波教授第一次提出了“农业灾害学”这一概念，并于2000年出版了全国农业院校统编教材《农业灾害学》(中国农业出版社)。

　　涉及农业灾害史学术研究的有中国人民大学(李文海)、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宋正海)、武汉大学(张建民)、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张波、卜风贤)等几家研究机构。我们学校的古农学研究室(现为中国农业历史文化研究所)1982年就推出《黄土高原古代农业抗旱经验初探》的长文，并且代表学校参加了当时在延安召开北方旱地农业工作会议。会议期间胡耀邦同志在讲话中提出，种草种树发展畜牧业，改变我国干旱、半干旱地区落后面貌,并阐述了我国北方干旱地区农业的发展前景。1988年，樊志民、冯风在《中国农史》杂志发表《关中历史上的旱灾与农业问题研究》，摆脱了简单的史料解读模式，试图从人类农业生产活动的角度,分析关中历代农业开发规模、生产环境、作物品类及其与旱灾发生的关系;从地理环境、天文气象、土壤燥湿等方面,叙述历史时期人们对关中农区干旱现象的认识及其探索;进而说明关中农业历久不衰,得力于对干旱现象的深刻认识。在关中兴建的农田水利工程、形成的旱农耕作体系成为我国传统农业科技的重要组成部分。卜风贤教授循此推进，成为国内新生代农业灾害史研究的领军人物，先后发表《中国农业灾害史料灾度等级量化方法研究》(《中国农史》1996·4) 、《农业减灾与农业可持续发展》(《光明日报》1998/2/20); 《简谈中国古代的抗灾救荒》(《光明日报》1999/4/22 );《中国农业灾害史研综述》(《中国史研究动态》2001·2) ;《周秦两汉时期农业灾害时空分布研究》(《地理科学》2002·4);《中国古代灾荒理念》(《史学理论研究》2006·3);《前农业时代的季节性饥荒》(《中国农史》2005·4)等学术论文。并且出版《农业灾荒论》(农业出版社2006年 )、《周秦汉晋期农业灾害与农业减灾方略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等学术著作。在中国古代灾荒理念分析、农业灾害史料灾度等级量化研究 、古代农业灾害时空分布等方面多有创获。

　　但是在农业灾害史研究中，我们也经常遇到困惑甚至出现悖论的情形。首先是灾害史料在时间分布上的不均衡性，存在着愈古愈少，愈近愈多的特征。我们对此的解释是，历史早期一方面是文化蒙昧，记载阙如;另一方面是人类之生产地域、范围有限,旱灾虽时有发生,但还没有达到足以威胁生存之程度。当时农业尚未成为全社会的决定性生产部门，原始的氏族部落大多依山傍水、择地而居。采集渔猎、追逐丰饶。良好的地理环境,复杂的经济成分,足以抵消干旱对他们的影响。先民们选择环境,适应自然,弥补了才智、能力之不足。减轻了自然灾害对他们的威胁。后来随着人口增加、社会发展、农业地域不断扩大，既然择地而居的空间缩小,自然界的制约因素也就明显增加，有关旱灾之记载也多起来了。另一个是盛世灾多的怪现象。我们的博、硕士研究生的学位论文常有以断代农业灾害为选题者，但所做的灾情统计往往是王朝初始与王朝灭亡阶段的灾害记录少而王朝鼎盛时灾害记录多。学生的史学识读能力有限，常为如何理解这一怪象而颇费心思。事实上王朝兴废之时，往往也正是灾异最为频发的时期，甚至成为社会动荡的重要诱因。但是这时往往也是人心不定、机构草创、政府不能正常行使有效职能的时候，统治者与史家最为关心的是兴废存亡大计，而事关民生的灾异情形反倒阙如不计了。在常态社会情况下，某相关机构与人士如果漏记或瞒报相关灾情，是要承担责任和受到处罚的。如此情形，如果尽信书，往往会误导我们做出与实际情况完全相反的错误结论。第三个是地区性灾害的匿报与谎报情形。中国地域辽阔，客观上存在着灾异的地域不平衡性。但是研读地区性灾害史料，我们也能发现匿报与谎报情形，这可能和中国传统的官吏考察制度、灾害救助制度有关。为了彰显政通人和、风调雨顺、保障升迁，可以大灾小报，小灾不报;而为了获得灾荒救助、减免赋税，则可无灾报有灾、小灾报大灾。

　　四、防旱抗旱战略研究中值得关注的几个问题

　　我个人长期从事农业历史研究，所关注的主要是中国北方的旱作农业类型，对西北农牧业与周秦汉唐历史涉猎较多，历史上的农牧旱灾是我的相关研究领域中无法绕开或者可以回避的问题。借鉴历史的经验与教训，我认为我们的防旱抗旱战略研究中，有以下几个问题值得关注。

　　(一)农牧业交错地带的开发要谨慎

　　就生态环境而言，农牧分界线大致处于中国北方由温湿区向干冷区的过渡地带，具有较强的环境敏感性。 “每当全球或一定地区出现环境波动时，气温、降水等要素的改变首先发生在自然带的边缘，这些要素又会引起植被、土壤等发生相应变化，进而推动整个地区从一种自然带属性向另一种自然带属性转变。”[3]。大凡在生态环境没有发生太大变化的情况下，农牧民族大多能各得其所，相安无事。但是生态环境尤其是气候和植被的剧烈变化，往往会导致农牧民族之间激烈的矛盾与冲突。每当历史上的温暖期和湿润期来临之际，随着周边地区生态环境的改善便会出现明显的农区北拓趋势。以中原王朝“国家行为”为特征的屯戍活动，严重挤压、占用了北方少数民族的适牧生存空间，这是引发历史时期农牧民族矛盾和冲突的主要原因。而每当寒冷期和干燥期来临之际，“往往会出现大规模的游牧民族向南方温润区的迁徙，寻求更能适合游牧经济发展的生存空间。因此，中原地区的农业王朝便不可避免地面临着来自北方游牧民族的巨大挑战”[4]，它是以中原地区既有社会、经济、科技、文化的停滞和逆转为代价的。

　　秦汉隋唐国力强盛，经营重心始终在农牧分界线的南北一带。然细绎端绪，我们发现秦筑长城、汉行屯戍、隋唐开发，虽不计地域之广狭、不惜费用之多寡，但其本意并不完全着眼于经济开发。由当时科技水平与人口负载看，内地农区或能满足基本供给而不假外求。秦汉隋唐王朝或希冀由西北之经营而能解决比较尖锐的民族矛盾与农牧冲突问题，达到一劳而永逸、暂费而久宁之目的。这种基于屯戍的开发活动，往往是以服从于军事目的为前提的。居延、楼兰等地虽曾一度辉煌，终成不毛之地。秦汉隋唐在生态脆弱地区的大规模筑城、集中驻军与粗放屯垦的惨重代价，或是西北生态环境逆向变迁之动因。

　　明清以来，中国人口的激增逐渐超过了生产力的供给水平与自然的承载力。农业除了追求内涵、纵深式发展外，外延性的农业地域拓展进入了一个高潮时期，山原丘陵、戈壁沙滩、草原牧场、水泽湖泊渐次进入开发范畴。这一时期中国农业的地域性拓展固然有充分利用土地、缓解需求压力之利，但带来的生态环境问题也是非常严重的。随着人类农业活动的日趋活跃，黄土高原总侵蚀量中的加速侵蚀比例逐渐上升，生态环境的自我调节、恢复能力日益减弱，黄土高原逐渐成为中国生态环境问题最为严重的地区之一。

　　(二)绿洲农区的负载不能太重

　　河套、河西及新疆地区存在着不少的绿洲农业类型。对水的依赖和被沙漠的包围，决定了以上农业类型在其发展过程中存在很大的局限性。作为一个相对封闭的“孤岛”农区，本身就存在着绿洲内既有人口的增殖以及随之而来的日益增长的物质需求问题。同时河套、河西及新疆绿洲农区作为边防军事重地及丝绸之路的相关联结点，大量的驻军及往来商旅亦构成绿洲生态容载量的沉重负担。历史时期的河套、河西及新疆绿洲农区，一般面临以下问题：一、随着农业开发力度的加大，绿洲面积呈外延扩大化趋势。水资源利用压力增大，有限的水资源的农田灌溉功能强化而生态涵养功能减弱。周边环境的恶化和绿洲内部的过度开发，是导致某些绿洲萎缩、废弃或荒漠化的根本原因之一;二、以上农区的政治、军事及其交通地位，使它们长期处于北方游牧政权与中原王朝矛盾冲突的前沿地带，是双方争夺经营的重点所在。频繁的军事冲突和农牧类型转换，使原本脆弱的生态环境极易遭到破坏;三、因漫灌而出现的土壤盐渍化。但总体而言，传统农业社会的生产规模及开发总量不足以影响绿洲的存毁问题。近代以来工业及城市因素在绿洲生态环境中的比重明显上升，这一时期出现的生态恶化、水源枯竭等问题，主要是由人口压力增大、城镇及工业用水增多等原因造成的。

　　(三)作物产量与抗逆性选择

　　这一问题首先是我在《关中历史上的旱灾与农业问题研究》一文中首先提出来的，颇受学术界关注。也就是说，在历史时期为了追求产量，人们逐渐放弃耐旱稳产、适应性强的本地或传统作物，而引种或培育出需水量大、抗逆性弱的作物，农作物种植品种的这种变化也是旱灾增多的原因之一。先秦时期关中地区之骨干作物仍以黍稷为主。黍稷耐风旱,适应性强,除却特大灾异,一般可以保持稳产,不易成灾。时至秦汉,关中之泽卤、高仰之田都被开发利用。农业地域之拓展,潜力殆尽。以黍稷为主的生产结构,一年一熟,产量较低。势难满足京师耗费。时人已感到“土地小狭、民人众多。”扩大作物品类,小麦作为夏收作物,不但可以供应青黄不接时之粮食需要,而且配以秋作以成复种制度,增加粮食产量。汉武帝时,董仲舒上书,使关中益种宿麦。宿麦秋播,有效地利用了八、九月降雨。又使农田在冬春有作物覆盖,减少土壤水分散失。但是关中的夏季,由于海拔较低,地形闭塞,太阳射照,升温迅速,极端高温约达42℃,黍稷遇此,常呈假死以减少水分消耗,且有壮根蹲苗之功。而小麦正值灌浆成熟期间,往往因植株体内水分运送速度小于蒸发量而供需失调,严重时甚至死亡。随着麦种面积扩大,夏旱问题逐渐引人注目,有关记载明显增多,其频率高达38%以上。若旁及春夏、夏秋之交的旱灾统计,约及全部旱灾的2/3,后世玉米引进,这一矛盾更加突出(见下表)。

　　关中历代(公元前2世纪-1947年)四季旱灾统计表

 

 

春旱	夏旱	秋旱	冬旱
23%	38%	26%	13%

 

 

 

　　玉米元代传入中国,《本草纲目》始入谷部。这种作物以其单位面积、时间内有机物质之生产速率较高,对土壤条件亦选择不严,故能不胫而走,“川陕两湖,凡山田皆种之”。在关中地区逐渐成为仅次于小麦的粮食作物。其始种南部浅山,且多春播,由于降水丰沛,避过伏旱,产量比较稳定。时至今日,关中地区基本形成小麦、玉米两熟种植。玉米夏播,拔节抽穗正值伏期,需水量约占生育期总需水量之55%以上。其需水约235毫米,而历年平均降雨量只有117毫米,若无灌溉补充,常遇伏旱成灾。尤其是渭北旱原,水源不足,伏旱严重,故有关专家以为小麦收后复种黍稷反较玉米稳产。高产作物增加了产量也增加了旱灾频次，由于不断追求干物质生产量,关中农作物之抗旱性选择呈渐减趋势(见下表)。

　　农作物蒸腾系数表

　　

作物名称	范围	平均蒸腾系数
黍	268-341	293
粟	261-444	310
高粱	285-467	322
玉米	315-413	368
小麦	473-559	513
大麦	502-556	534
水稻	695-730	710

　　(四)关注水旱周期率问题

　　《史记·货殖列传》在分析计然、白圭的经济思想时引文曰,“岁在金,穰;水,毁;木,饥(康);火,旱……六岁穰,六岁旱,十二岁一大饥”。“太阴在卯,穰;明岁衰恶。至午,旱,明岁美;至酉、穰,明岁衰恶;至子,大旱;明岁美,有水;至卯,积著率岁倍”。太阴即木星,其在天空之位置逐年移动,约需十二年周而复始、先民们以为农业丰歉与此有关。产生了著名的农业循环论。根据现代科学研究,太阳活动平均以11.04年为周期。当其活动强盛时,紫外线辐射、X射线辐射和粒子辐射增强,往往引起地球上极光、磁暴和电离层扰动等现象,影响天气和气候变化。在1870-1978年的108年间,有10个太阳黑子低值期,其中有七个在陕西有全省性干旱发生。农业循环论素被视为荒诞,其实它来诸生产实践,虽属经验性科学,倒与现代天文观察相耦合。旱涝周期，1998年的洪灾与2010大水，相距刚好十二年。一些我们没有认识或现代科学无法解释的现象，不能轻易用迷信或伪科学予以否定。

　　(五)热、风干旱的防御问题

　　中国北方尤其是西北地区，基本上旱农业经营为主。这一带年降雨量少而蒸发量大、风速高,热风期往往与无雨期同步，热、风有助旱为虐之嫌。现代科学测定，当干燥度接近或超过1.5、风速为3-4米/秒时,植物之物理干旱就会非常强烈。而土壤水分蒸发,盐分缩聚地表形成盐碱,不宜作物生长。栽植田间防护林降低风速，增加地表覆盖减少蒸腾是行之有效的措施之一。

　　(六)继承优良旱作农业传统

　　农田水利工程防旱，著名的有都江堰、灵渠、郑国渠、新疆的坎儿井等。耕作措施防旱，《吕氏春秋》主张使土壤力者欲柔,柔者欲力;息者欲劳,劳者欲息;棘者欲肥,肥者欲棘;急者欲缓;缓者欲急;湿者欲燥,燥者欲湿。《汜胜之书》把“和土”作为耕作的基本原理之一。使土壤之水、肥、气、热,宣泄以时,处于协调状态,这是阴阳“和”的最高境界。阴阳失调,谷乃不殖。兴平的杨双山说，锄头有水火，涝时锄地放墒，旱时锄地保墒。汜胜之总结三辅地区农业生产经验,指出:“凡耕之本,在于趣时、和土、务粪泽,早锄、早获”。从整体角度认识作物栽培之全过程,标志着我国北方旱农耕作体系的形成。其中核心问题是务必保持土壤水分,耕作抗旱。其区田法则是一种局部精耕细作、集约使用水肥的耕作技术,在黄土高原农林生产中具有高额丰产效果。代田法把耕地分成畎(田间小沟)和垅，畎垅相间，旱时种畎，涝时种垅。在北方旱区畎种。种子播在畎底可以保墒;幼苗长在畎中可以抗风。中耕锄草时，将垅上的土同草一起锄入畎中，具有培壅苗根作用。来年畎垅互换可以恢复地力。

　　(七) 恢复旧有的池塘景观

　　我在《中国传统农民的生存安全追求》(《延安大学学报》2011.1)中曾满怀深情地讲到洛川老家池塘(中国北方称之为“涝池”)，但是目前涝池在中国北方农村几乎消亡殆尽。我们村有人户近百，自我记事以来没有发生过较大的环境与自然灾害，这在黄土高原灾害频发区是很少见到的。该村地处海拔千余米的黄土塬面上，虽地势高亢但是并不显得太旱，这或与当初的村址选择有关。雨后四方径流齐汇村中二塘，既资生产、生活之用又可弥补风水不足，池中戏水成为我们儿时最快乐的事情。即使以现代水工科技考量，我们村的涝池设计亦独具匠心。当四方来水相汇村中后，于戏楼广场南侧设四“V”型水门以迎。“V”型设计口阔尾狭，可拦大型漂浮物不入池，水少则兼收并蓄，水多溢洪旁流。水出石门沿石砌阶梯而下，浪翻白，流有声，然后经数米跌水落入塘中。池塘有二，一曰“滗泥池”，二曰“清水池”。二池以渠相联，来水经“滗泥池”稍事沉淀后再入“清水池”。“滗泥池”设置有精巧的溢洪设施，池水超过一定水位即由溢洪道排出。池塘周围是窑场的世界，砖瓦陶器皆烧治于此，入夜之后窑火映红天际;池塘边是妇女和儿童的天堂，秋山响砧杵，牧童骑牛泅，顿增几分祥和气氛。在黄土高原水资源相对比较匮乏的情况下，有容量数万方的池水以调剂余缺，基本上可以做到水旱从人。

　　(八)南方农作抗旱体系缺陷不容忽视

　　这是一个我不太懂的问题，但是从旁观者的角度，我想这几年南方大旱不能完全归之自然因素。在水热资源比较丰沛的南方，既有的农作体系可能从来就没有干旱问题的应对设计，当干旱一旦发生则束手无策，造成的损失与破坏也就更大一些。

　　[1]鲁西奇《人地关系理论与历史地理研究 》，《史学理论研究》2001.2。

　　[2]《淮南子·齐俗训》。

　　[3] 韩茂莉《中国北方农牧交错带的形成与气候变迁》，《考古》2006，10，p57。

　　[4] 张敏《自然环境变迁与十六国政权割据局面的出现》，《史学月刊》2003，p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