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河农耕文明

一、 多样的农业类型与文化

　　历史时期的中国农业,由北向南以次形成北方畜牧、黄河旱作、江南稻作等不同类型。三种类型、三足鼎立、各领风骚，共同构成中华古代文明的经济基础。不同农业类型之形成，是自然禀赋与人文因素双重作用之结果。

　　(一)遒劲的北方畜牧文明

　　在中国北方，400毫米等雨线构成种植业与畜牧业的自然分界，但奇妙的是中国古代的长城走向大致与此重合。长城南侧属于暖温带，北侧属于中温带;南侧是半干旱地区，北侧是干旱地区;南侧属于森林草原，北侧是干草原与荒漠草原、荒漠;南侧是黄土分布的北界，北侧广泛分布着荒漠类土壤;北侧地貌以风蚀为主，南侧以水蚀为主;这些特殊的自然条件决定了农牧产业的特点，长城以南以种植业为主，以北牧业生产占优势。中国王朝的盛衰强弱、农牧的进退消长、民族的冲突融合，大致都是缘长城而展开。

　　遒劲的畜牧文明，是以北方少数民族为主体的产业与文化表达。春秋时代以尊王攘夷相号召，拉开了农牧地域分异的序幕。农牧分界线视中原王朝与北方民族政权实力之消长，而在龙门(陕西韩城)、碣石(辽宁绥中)至长城沿线之间南北推移。这一介乎农区与牧区间的半农半牧区，成为中国古代农牧两种生产类型搏羿、交流与融合的大舞台。

　　(二)富庶的江南农(稻)渔文明

　　秦岭淮河一线是北亚热带和暖温带的过渡地带，是一月份0度等温线与800毫米年等雨线。秦岭淮河南北是截然不同南方稻作与北方旱作农业类型。稻作农业虽然起源很早，但是时至秦汉江淮以南尚未得到充分开发。司马迁说“楚越之地，地广人稀，饭稻羹鱼或火耕而水耨”[1]。魏晋南北朝时期，北方少数民族入据中原，中原人口大量移徙流寓江左。他们带去了充裕的劳动力和先进的生产技术，促进了江南的开发。唐宋之间以农业科技发展为动力，以历史时期的不断开发为积淀，江南地区的农业气候、生态资源优越性渐次得以体现。江南农区开发呈加速度趋势，乃至完成了中国经济重心的南移过程。水稻跃居粮食作物首位，是江南农业地位上升的重要标志。

　　(三)厚重的黄河农耕文明

　　黄河农耕文明是以北方旱作农业为基础而形成的社会经济文化科技体系。但是历史时期对中国历史与文化产生重大作用与影响的，仍为厚重的黄河农耕文明。无论是中国基本经济区的东西轴心时代(周秦、汉唐)还是南北轴心时代(宋元、明清)，黄河流域始终处于联结南北、沟通东西的中心地位。司马迁以五帝时代为中华文明之始,五帝活动范围虽广,但基本地域仍在黄河中下游地区。超越四裔的华夏农业,是黄河文明较早发育的物质基础。夏、商、西周三代分别以黄河流域的汾涑、济泗、泾渭农区为依托,形成了最早国家形态,确立了中华民族的基本特质,建立了完善的礼乐制度,促进了中原农区的深度开发。《史记·货殖列传》将战国秦汉的基本经济区划分为山西、山东、江南、龙门碣石以北等四个地区。以崤山(或华山)为界的所谓山东、山西，实际上就是黄河中下游流域。山东的魏、韩、齐、鲁诸地“地狭人众”，农业向“治田勤谨”、“务尽地力”的精细方向发展，奠定了中国传统农业科技的基础。山西乃战国秦地，秦汉王朝强干弱枝、徙实关中，致力于京畿农区的改良与开发，农田水利建设与铁犁牛耕推广的规模与效益明显超过周边地区。时谓关中“于天下三分之一，人众不过什三，然量其富，什居其六”[2]。隋唐时期中原地区经过长期的民族融合，胡汉界限渐趋消弥、农牧结构渐趋合理、生产关系得到调整，社会经济发展重焕生机。隋唐盛世使得中华文明第一次真正奠基于统一的、发展水平相若的三大农业类型(北方畜牧业、中原旱作农业、江南稻作农业)之上。民族融合、南北统一所产生的政治、经济、文化“合力”，铸就了充满生机与活力、自信与开放的隋唐文化，表现出空前的繁荣昌盛景象。黄河农耕文明发展到了它的颠峰时期，政治经济文化盛极一时，深刻影响了中国乃至世界的历史进程。

　　(四)黄河农耕文明的率先发展

　　中国有万余年的农业历史,就起源先后而言伯仲难论。但历史时期中国农业的开发与发展进程,却大致是沿着旱作农业(黄河流域)一稻作农业(长江流域)一高寒农业(东北与青藏地区)的次序逐渐推开的,它体现了与人类开发利用自然能力相适应的由易向难的梯度选择。

　　无论是相对严酷的环境或是相对丰饶的环境,在某种程度上皆非原始农业的适生发展区。过于丰饶的环境使人难以摆脱对自然的依赖，长期残留着采集渔猎的生活方式;相对严酷的环境又不具备农业发展的必要条件。只有当农业发展到一定阶段和水平以后，具备了相当的开发能力与技术积累以后,才能应对和解决环境和生产过程中的某些难题，这或是形成不同农业类型开发梯度差异的重要原因。

　　黄河流域适中的地理纬度与土壤、气候、生态环境，成为孕育黄河农耕文明的有利条件，形成了以黍稷为特色的旱农耕作技术体系，确立了黄河流域在中华民族早期发展史上的重要地位。在大禹治水、区划九州的实践中，萌生了最初的农业地理、气候、土壤、生物、历法知识，孔子曰“夏时得天”，高度评价了夏代的农业成就。史载，“惟殷先人有册有典”，农事见诸文字记载，结束了口耳相传“结绳计事”的原始阶段，促进了农业科技、经验的积累与传播。周人为著名的农业民族，在中国原始农业向传统农业的转化进程中周族贡献尤多，中国古代农业的许多优良传统都可以在那里找到它的原型。他们最先提出了因地制宜的农学理论，形成了卓有成效的农业管理(农官)体系，完成了农牧结构的合理配置，促进了农耕技术的不断进步。战国秦汉时代，是中国古代农业发展的第一个高峰期。北方旱农耕作体系趋于成熟，铁犁牛耕提升了农业生产力，土地私有化进程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促使中国农业摆脱原始色彩而进入传统农业时代。最具关键意义的是，秦将历史上形成的泾渭、汾涑、济泗、黄淮、汉江、巴蜀诸农区第一次统辖于一体，构成了当时世界上最大和最为发达的传统农业区。诸农区的统一显示出巨大的整体效应，从而使农业为基础的国民经济体系完全确立，中国农业历史由此翻开了新的一页。魏晋南北朝，是黄河流域实现民族大融合、生产结构大调整的重要时期。整合胡汉土地制度而形成的均田制，深刻影响了中古社会经济的发展。在数世纪的发展过程中，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完成了他们的农业化进程，而中原汉族也在物质生活中适应了胡服、胡食、胡床的运用、在精神生活中接受了胡乐、胡歌、胡舞的风行。北魏贾思勰的《齐民要术》是对秦汉以来黄河流域农业科学技术的系统总结，在中国乃至世界农业科技发展史上都占有重要地位。隋唐时期黄河流麦类作物地位的上升，改变了自古以来的北粟南稻格局，极大地提高了土地利用率、增加了粮食生产总量。而由粒食向面食的转化，极大地丰富了中华饮食文化的内涵。隋唐是为中国古代第二次引种高潮时期，许多家畜、作物、蔬菜、果树通过丝绸之路传入中国，“植之秦中，渐及东土”，完成了域外引种的本土化进程。宋清间随着经济重心的南移，中国基本经济区的南北轴心逐渐形成。但是政治中心仍在北方的基本格局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黄河流域的传统农业仍在持续发展与进步。元、明、清诸朝先后推出《农桑辑要》、《农政全书》、《授时通考》等大型骨干农书。辽金西夏诸民族政权在与黄河农耕文明的搏羿过程中逐渐完成了由牧向农的产业转化。中原农业在维持民生、供给京师、保障边防等方面仍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二、黄河农耕文明与中国历史文化

　　率先发展的黄河农耕文明在中华文化的基因形成期发挥了主导作用，由此而形成的社会结构、思想观念、伦理道德、风俗习惯又深刻影响了中国的历史与文化。这是具有鲜明民族特色的科学文化遗产，在当代社会仍有重要的史鉴作用与价值。

　　(一)家国同构的礼乐文明

　　中国古代以血缘群体为基本生产单位的农业社会衍生出了家国同构的社会结构，即所谓的“家是小国，国是大家”。将宗法礼乐推而广之以维护社会秩序、约束行为举止、陶冶道德情操、保证和谐安定，基于这一认识的治国施政理念多了一份关爱与温情，并由此形成了有别于西方功利文化的中华礼乐文明。礼的作用是区别与约束，使各等之人按礼数去行动、生活。乐的作用是教化与协调，以增强亲合、凝聚功能。在中华礼乐文明形成的过程中，周公制礼作乐形成了系统化的典章制度和行为规范，并使其具有了深刻的道德伦理内涵。孔子整理、传播了礼乐经典，强调礼乐文明的人伦教化和治世功能。这一文明体系影响了中国数千年的社会、经济、文化发展，它是深入到我们骨髓里的东西。时至今日，我们虽然已经进入工业化、信息化时代，但是基本的道德、伦理、礼节、习俗仍然深刻制约和影响着我们的行为规范与思想方式。在党和国家有关构建和谐社会、坚持科学发展观、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等的方针政策里，我们仍能体味到浓郁的礼乐文明气息。

　　(二)吾以观复的时空观念

　　老子曰：“万物并作，吾以观复”。这一观念的形成，与农作物周期性的生产规律有关。春种夏长秋收冬藏的循环往复，产生了逐月安排、组织农事活动的月令体农书。中国古代的月令体农书，最早可以追溯到《夏小正》、《诗·豳风·七月》。先民们以农耕者的眼光观察他们周围的天地万物，于是天地万物也就打上了明显的农业文化烙印。在这里时间不是直线流逝而是循环往复的，空间不是无限扩展而是随时间流转的。时间的量度单位虽有年月日等计量单位，但与空间相联系的天干地支占重要地位，而且其基本的标志和内容是特定的农业物候。最重要的是，在这里以时间为座标建立起一个自然、社会运行体系。在这一体系中天序四时，地生万物，人治诸业，人与天地相参，科学地反映了人类与自然之间的相互作用与基本关系。这一体系强调秩序、平衡与和谐，并以此来规范人与人、人与自然间的关系，建立起典型的农业社会行为约束机制。月令图式特有的阴阳、天地、时空认识，表明中华民族已由农业而进于文化，并以此表达了他们对世界的基本看法，丰富了中华民族的传统哲学内涵。这种由物候、天象、农事活动的周期性变化而引发的圜道观念，是农业民族特有的思维特征之一，它深刻地影响了中国古代的自然观、历史观、价值观以及科学技术思想的发展。

　　(三)百家争鸣的诸子学说

　　如果说周礼意味中华农耕文化特质的形成，那么诸子学说则是中华农耕文化的多彩表达。诸子学说，受农耕母体文化之滋养，都不同程度地重视或强调农业。“重农思想贯串着二十世纪以前中国的经济思想史，无论任何学派或任何历史阶段均系如此”[3]。儒家主张施行德政、仁政，规范农业社会运行模式，建立良好的社会秩序;法家的耕战政策、本末思想，无不以重农为治国之要;道家所倡导的无为观念，是对农业自然再生产特征的引申与发挥。道家循环式的自然与历史观，是对农业周期性生产规律的观察与体悟。道家“因”的学术理念，要求做到因时、因地、因物制宜，达到“顺天时、量地利、则用力少而成功多”的客观效果。墨家贵俭、兼爱、尚贤、非攻，充分反映了独立小生产者的利益与思想;兵家专言军事，然“委积不多则士不行、器用不备则力不壮”，视农业为支撑战争的必要物质基础;农家以农立学，他们或申君民并耕、市价不贰之道，或重耕桑足食、经验技术之器，属真正反映农业生产和农民思想的学术派别。

　　(四)食为政首的重农思想

　　英国哲学家罗素曾说，中国文明是世界上几大古国文明中唯一得以幸存和延续下来的文明。农业的可持续发展是中华古代文明得以延续的经济基础，而重农思想是中国农业得以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理论与观念保障。食为政首，体现了传统农业社会的主导产业优先原则;轻徭薄赋，体现了收益分配中的产业保障原则;贵粟平准，体现了农产品的价格调节与保护原则。在重农体制下实行惠农政策，成为中国古代政治家和思想家的基本认识。但是古代的重农政策基本上是在同质(农业)社会内部实行的产业鼓励政策，虽有促进农业发展进步之效，但却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传统农业社会的总体特征。甚至抑制了近代因素(商品经济)的萌生，导致中国未能完成社会经济转型，这或是学术界始终关注重农思想功过的缘由之一。近代以来城市化进程加快、农业的产业贡献率逐渐降低，人们很容易犯忽视农业的错误。这些年我们重提重农问题，每年发布有关三农问题的一号文件。这说明在现代化条件下农业的基础产业地位仍没有发生变化，农业不但是经济问题而且也是重要的社会、政治、文化问题。

　　(五)科学合理的饮食结构

　　中西饮食的巨大差别，在于西方人肉食占的比重很大，而中国人则以植物食物为主，这种习惯的形成自然与各地出产的不同有关。中国古代以农立国,农业是人类最基本的衣食来源。中华饮食文化是以农业为基础的,《黄帝内经·素问》以“五谷为养,五果为助,五畜为益,五菜为充”的说法,基本反映了中国古代食物资源的实际情况,表现出鲜明的东方饮食结构特色。所谓五谷：稷、菽、麦、稻、麻;五果：桃、李、杏、栗、枣 ;五畜：牛、羊、豕、犬、鸡;五菜：葵、藿、薤、葱、韭。“养”是主食;“助”指佐养;“益”为增补;“充”意丰备。科学合理的饮食结构，既避免营养不足又防止营养过剩，确实是一种明智的选择。

　　三、三大农业类型的比较研究

　　中华文化从总体上属于农业文明范畴，但仔细区分仍可见地域、类型差异，我们大致可以中原农耕、北方畜牧、江南农渔三大文化类型概括之。在中华文明的历史进程中，不同文化类型的表现与作用亦有差别。

　　先秦文明基本上是以中原地区的农耕文化为基础而形成的，它确立了中华文明的主体特征与基本内涵。农耕文化是一种同质、单维文化，它是典型的礼乐文化，使得我们中华民族文化精神有了主心骨。农耕文化朴实厚重而稍嫌闭塞因循，至今我们在分析、评价农耕文化时仍较多地关注到它的正负面影响。

　　秦汉隋唐是中原农耕与北方畜牧文化充分展现其生机与活力的时代，农牧文化是一种异质、多维文化，它是在长期的矛盾、冲突过程中逐渐交汇、整合的新文化。农牧文化兼具农业与牧业文化之优长，实现了不同文化的优势互补。著名学者肖云儒先生说，中华民族文化历史进程是2/4节拍(强弱、强弱)前进的。“每当一个王朝，它单维统一浑然一体的时候，二三百年后开始衰弱，因为它闭塞。然后西部和北部的少数民族，就是我们西部人，用流血的或者不流血的强行文化交汇，入侵中原，给我们民族输钙……周代之后是春秋战国，那是一个多维的时代，然后产生秦汉帝国的统一。秦汉之后又开始是魏晋南北朝，西部和北部的民族入侵中原，导致动乱，最后涵盖吸收整合，导致隋唐帝国的建立”[4]。秦汉隋唐文明创造了领先于世界的社会、经济、科技、文化成就，为人类文明的发展与进步做出了重大贡献。

　　农(稻)渔文明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古代基本经济区南移的产物。渔米之乡标志着农渔文化的殷实富足;江青山秀水意味着农渔文化的高雅超凡;丝竹软语表现的是农渔文化的细腻聪慧。宋明以来农业的发展与进步，缓解了近古以来人口激增的粮食需求，催生了最初的农业资本主义萌芽，孕育出近古的经济与商业城市;宋明理学以儒为主兼采释、道，成为中华民族三足鼎立的文化坐标。农渔文化所创造的物质与精神文明，极大地丰富了中华文明的文化内涵，把中华文明推进到几乎可以和近代接轨的历史时代。但是以农渔文化为主导的时代毕竟没有发生“革命性变化”(著名史学家孙达人先生语)、没有再出现秦汉隋唐那样的盛世、没有在世界历史舞台上写下浓笔重彩的一页。宋明以后中国与西方的近代化差距愈拉愈大，甚至渐趋衰颓、老态尽显。南方富庶尽人皆知，但是历史上有一个奇怪的现象，中国的政治中心与经济中心从唐宋以后基本上是不重合的。凡是立国江南者大多是偏安、积弱的王朝，明初建都南京，成祖时还是迁到了北京。农渔文化之柔弱，先是挡不住辽、金、元、清诸兄弟民族的铁骑劲弩，后是抵御不了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除却社会、经济、地理诸原因，文化因素或应予以充分关注。

　　[1]《史记·货殖列传》。

　　[2]《史记·货殖列传》。

　　[3]胡寄窗《中国经济思想史上》，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p483。

　　[4] 肖云儒《动感西部》，http：//www.phoenixtv.com世纪大讲堂2003年11月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