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文明体系中的中国农业

　　目前的中国农业历史表达与布展形式存在若干缺陷，值得反思与重构[1]。其一，是按王朝体系进行农业时代的划分，但是王朝的兴替与农业的历史进程并不完全对应;其二，是以描述中国农业的自身发展为主，缺乏与世界农业文明体系的有效参照与比较。中国农业是世界农业的有机组成部分，置中国农业历史于世界农业文明体系的背景之下，审视其应有的地位与作用、突出其独具的特色，这是中国农业历史研究面临的全新课题。

　　各有渊源

　　一般认为凡是具有合宜的自然与社会条件，都可能产生原始的农业文化。农业的多源起源与多源交汇理论[2]，有效地避免了农业起源地研究中的绝对化倾向。但是盲目强调多源理论，又会平添许多无谓的混沌与无序。通过对不同农业类型的归纳、分析与研究，学术界已基本达成某些共识，认为世界有三大农业起源中心：即西亚、北非、南欧中心;东亚(中国)中心;美洲中心[3]。

　　三大农业起源中心，两个在旧大陆，另一个在新大陆。旧大陆的两大中心，各自在东西方农业历史进程中发挥过不同的作用，并且彼此间产生过很多交流与影响。新大陆的美洲中心是在相对封闭的环境下发展，但是近古以后，新大陆的农作物种质资源对世界农业的影响甚至超过了旧大陆的两个中心。

　　西亚、北非、南欧中心。西亚、北非、南欧中心实际上位于环地中海中心，包括两河流域、古埃及和稍后希腊、罗马文明，该中心的农业起源与文明肇始要稍早于东亚(中国)中心。

　　该中心原产农作物有大麦、小麦、燕麦、胡萝卜、甜瓜、洋葱、菠菜、苜蓿、椰枣等。西亚是阿拉伯马、安哥拉山羊、安哥拉兔等著名畜种的原产地。畜牧品种有山羊、绵羊、骆驼、牛、猪、马、驴等。该中心在古代农业文明中的成就与贡献：1.河流与灌溉农业，如古埃及尼罗河流域，利用河水定期泛滥进行灌溉;2.计算河流泛滥周期产生了太阳历;3.金属农具的出现和使用比东亚中心要早;4.城市、国家、私有制出现较早，如汉谟拉比法典中记载的对私有财产的保护。

　　西亚、北非地区除了若干大河流域外，总体上发展农耕的自然环境比较严酷。历史上虽曾出现过灿烂的物质与精神文明，但是频繁的战争与民族迁徙打断了它们的发展进程。该中心农业的传播有两条途径，其一是向中亚和非洲腹地的传播，由于受到自然环境(沙漠及高原)与社会发展进程的影响，似乎没有获得长足的进步与发展;其二是向欧洲的传播，则直接孕育了欧洲文明。根据研究者的测算发现，欧洲早期农耕推进的速率是每年约1公里，每代人扩展的平均速率为25公里，农耕在向欧洲腹地传播持续了大约3000年之久。史有“失之东隅，收之桑榆”的说法，西亚北非农耕文明的较早起源与后来欧洲农业的发展似乎说明了这一点。西亚北非南欧农业中心区的农耕文化，在欧洲找到了自己的理想的归宿，并且孕育发展了后来的近代文明。

　　西亚北非南欧中心早期大河流域的生产结构似乎以农为主，后来随着农业地域的扩展畜牧业比重呈渐增趋势。后世所谓的西方功利文化与东方礼乐文明，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农牧结构差异做出的判断。我们有时会在潜意识里容易形成某些思维定式，譬如在从事东西方农业历史比较研究时总会认为历史时期东方的农作制度在相当长的时间里领先于欧洲，并由此而形成精细与粗放、先进与落后的简单判断。笔者2003年赴剑桥大学李约瑟研究所从事合作研究，有幸接触英国农业历史并实地考察英伦三岛现代农牧业。觉得不同类型间的比较研究，很难用一两句话说得清楚。西欧与部分北欧地区虽然纬度稍高，但受西风带与海洋暖流影响，具有明显的温带海洋性气候特征。冬无严寒，夏无酷暑，年降水量在1000毫米以上。冬季降水量在全年所占比例稍大，全年没有干季。在气候温暖、牧草长绿、雨水丰沛的条件下，畜牧产品的转化是一个连续的、可持续的过程。而农业则需要投入大量的劳动，经过漫长的、间断性的季节才能获得有限的农产品。相较之下，畜牧产品的产出与贡献率要明显高于农产品。在欧洲地区选择休闲制度，按照一定的计划实行农地牧场的交换使用，其实是因地制宜的理性选择。典型的例子就是所谓的二圃制和三圃制，即每年都有1/2至1/3的土地休闲，用作牧场。据《亨莱农书》记载：“每英亩的休闲地，在一年中至少可以维持两头羊的生存。”另外的1/2或1/3的土地在作物收获之后也暂用作牧场。此外还有专门的牧场和割刍地。近代以后西方农业则进入到另一种农牧结合的形式，这就是田草农业。在田草农业里，各种土地(耕地、牧场、割刍地、荒地)都合在一起进行谷物和田草的轮作，田草无论是豆科，还是非豆科作物，都用来饲养动物，这就打破了耕地与非耕地的界限。人们看到了“收割不久的田野上，柔柔青草为惊异的牛羊生长”的景象。从而改变了过去把谷物栽培和动物饲养分别经营，农田和牧场分开的历史，真正地将农牧有机地结合起来。这就是欧洲农业历史上的技术革命[4]。 由于中国的农区和牧区在空间上是分开的，而且在自然环境、生产方式、社会文化上确实存在相当差别。当我们研究历史时期英国的农业时，用中国的连作、复种制对比人家的三圃制，似乎容易形成先进与落后的印象;而以农业与牧业比较时，又会产生精细与粗放的感觉。由于忽略了其农牧结合的总体效应，所以在认识与评判时往往会出现偏差。在苏格兰牧区看到的情形，仿佛是在域外的“万里长城”。分布于广袤牧区的石砌草场隔离墙，蜿蜒相接、密集成网，令人叹为观止。我的第一感觉是，良好的牧场基本建设其规模之大、投劳之多并不比我们想象中的农田基本建设逊色。

　　美洲中心。新大陆的农业是在与外界没有联系的情况下发展起来的。约公元前五六千年，中美洲墨西哥的印第安人开始驯育与栽培本地的动植物。该中心的动植物资源与旧大陆有很大不同，农业发展的整体进程也相对比较缓慢一些。目前该中心的历史研究中仍有许多未解之谜，例如玛雅文化消失之谜、亚马逊原始森林中的灌溉渠系与神秘图案、复活节岛上巨大的石雕等。这些情形，无法在既有的历史进程与认识中得到合理的解释。

　　美洲中心著名的农业遗址，有中美洲的特瓦坎谷地，约公元前1500年前后有了半定居的村落，栽培作物约占40%，出现了灌溉;尤卡坦半岛的玛雅文化，公元前450年左右在丘陵地带出现台田、梯田种植，蒂卡尔城建有高大的金字塔神庙，人口已达五万;南美洲的查文文化，以后缓慢地发展到青铜时代。起源于美洲的农作物较多，玉米、马铃薯、棉花、烟草、可可，多种蔬菜、水果。而畜牧业比较单调，美洲驼虽然驯化但并未获得进一步推广。

　　美洲中心在古代农业文明的成就：1.古代农业文明是自身发展起来的，在自身发展过程中形成自己的历法、城市、宗庙;2.农业科技方面表现：梯田和台田;3.贡献给全世界的高产与经济作物。

　　美洲大陆发现后，对世界农业历史影响非常大。对美洲而言，缘此而进入了世界历史的序列，完成了社会发展阶段的历史性跨越;对旧大陆而言，结束了各洲约隔绝状况，扩大了经济文化的交流，形成了世界市场的雏形，加速了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特别是美洲的许多农作物传播到世界各地，影响了全人类的农业生产结构和生活内涵。中国自宋代以后人口增加土地减少，而原来的农作物(除水稻外)大多属于低产作物，农业的供养能力受到限制。明清时期美洲高产作物的传入，客观上具有应对人口增长、丰富作物种类、满足基本需要之功效;经济作物对于增加农业商品经济因素、促进农业产业分化、孕育资本主义萌芽过渡具有很大的促进作用。

　　东亚(中国)中心。东亚农业可推至一万年前。目前带有农业起源性质的遗址，如江西万年“仙人洞”的稻作农业;河北徐水南庄头的旱作农业。原始农业水平较高的有黄河流域的陕西西安半坡遗址和长江流城的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

　　东亚中心原产的农作物有产于北方的黍、稷(粟)，产于南方的水稻。长期以来学术界认为水稻起源于印度，经过中国考古学界与农史学界的不懈努力，终于证实了水稻在中国长江流域的起源与传播，这很可能是二十世纪中国学术界的重大成就之一。对世界贡献很大的产品有蚕桑和茶叶。湖南马王堆汉墓出土的素纱禅衣，轻若烟雾，薄如蝉翼，该衣长1.28米，且有长袖，重量仅49克，织造技巧之高超，真是天工巧夺。文物保护单位曾试用当代蚕丝复制过这件禅衣，但复制品总是超重。学术界推测可能是古今蚕品种有所变化，或者是汉代已经掌握运用了劈丝技术。有关饮茶之功用，顾况《茶赋》说得比较明白，“滋饭菜之精素，攻肉食之膻腻，发当暑之清吟，涤通宵之昏寐”。可以归纳为帮助消化、涤荡腥臊、祛署助思、清心提神等。茶叶、丝绸经济的繁荣，使得它们成为国家的重要税收来源、商贾的大宗贸易商品、百姓的衣被饮食原料。丝绸贸易、茶马互市是中外交流、民族关系与经济史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茶文化也带动了茶的学术研究，中唐时期陆羽写成了世界上第一本茶学论著——《茶经》。书中系统总结了前人的饮茶经验，并结合自身采茶、制茶、煎茶实践，对茶的起源、历史、栽培、采制、烹煮、器具、用水、品饮等问题作了精湛论述。后世尊陆羽为“茶圣”、“茶神”。东亚中心原产的原产的畜牧品种有狗、猪、鸡、牛、羊、马等，并曾经有过驯象、驯鹿的尝试，可谓“养体”、 “服劳”之畜皆备。

　　东亚中心在世界农业中的地位：1.三大起源中心之一。东亚中心培育植物的品种最为丰富：粮食类的作物大概有20种;蔬菜大概有45种;果树类50种;纤维类作物11种，经济作物45种;药用作物45种;竹藤类20多种，观赏类19种[5];整个人类从农业起源以来，栽培各种作物200多种，东亚占了很大比例。2.自成体系的农业起源理论。中国先民对人类发展与农业起源有自已别具特色的原始记忆与认识，并且几乎可以与现代科学的研究成果逐一对应。如有巢氏(住在树上的人，“昼拾橡栗，暮栖木上”)—燧人氏(人类用火的记录，“钻燧取火，以化腥臊”)—包牺氏(人类的采集渔猎阶段，“结为网罟，以佃以渔”)—神农氏(农业起源时期，“遍尝百草，耒耜之利”)—后稷(中华农耕文明的发祥，“世为农师，教民稼穑”)。从后稷开始，中国农业开始进入信史时代。3.万余年不间断的农业历史。英国哲学家罗素曾说，中国文明是世界上几大古国文明中唯一得以幸存和延续下来的文明。农业的不间断、可持续发展，是中华古代文明得以延续的基础。4.丰富多样的农业类型，中国从北向南依次有：(1)牧业;(2)半农半牧;(3)旱作农业;(4)稻作农业;(5)农渔等不同类型。在这些农业类型中，介乎农区与牧区间的半农半牧类型是研究历史应该非常关注的地区。400毫米等雨线南北，构成种植业与畜牧业的自然分界，中国古代的长城走向大致与此重合。中国北方古代的民族矛盾、冲突与融合，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不同生产方式的矛盾、冲突与融合。5.中外农业科技文化的交流与传播。早期侧重于与西亚、北非、南欧中心的联系;晚期侧重于与美洲中心的交流。

　　沟通交流

　　脱离不同地域、不同民族、不同国家的具体形式的农业历史是不存在的，地域性是农业历史的重要特征之一。农业历史的地域特点，反映了农业类型的差异性与发展的不平衡性。农业发生的起点不同，发展的速度不同，即使按主要条件来说相同，也可以由无数不同的经验事实、自然条件、种族关系，各种从外部发生作用的历史影响等等，而在现象上显示出无穷无尽的变异和程度差异。这种不平衡形成差距，造成势能，便有了异地殖民、技术传播、作物引进，导致农业文化的交流与扩散，促进农业地域的拓展与开发。这就是我们所要讲的农业经济科技文化交流[6]。

　　历史时期中国中心通过三条道路与其他两个中心进行过密切的沟通与交流。“稻米之路”把水稻这样一种最主要的粮食作物奉献给世界;“丝绸之路”是沟通旧大陆东西方物质文化的通道;“海交之路”引种高产与经济作物，深刻影响了近古中国的社会经济发展。

　　稻米之路。目前水稻在全世界得到广泛种植，而考古界和农史界证明水稻是在中国起源并向外传播的。考古界不断在长江流域发现史前稻作遗址，并将其年代逐渐上溯至万年左右;农史界确定稻作农业的本土起源，并将水稻向朝鲜半岛、日本、东南亚的传播路线与方式基本厘清，日本学者将这一研究成果称为“稻米之路”。稻米之路的沟通交流方式，基本上是以输出为主的。

　　丝绸之路。是沟通旧大陆东西方物质文化交流的主要通道。在海空航道未开通前，丝绸之路的陆路交通功能非常重要。丝绸之路的农业科技文化交流，兼具引入与输出两种功能。

　　海交之路。指旧大陆与新大陆之间的沟通和交流。高产作物、经济作物引入中国。海交之路对于中国农业而言基本上是以引入为主，很多农作引种以后完成了它的本土化过程。

　　石声汉先生曾概括历史时期的农业交流，用胡、番、海、洋四个字反映了其大致进程。“胡”是指从丝绸之路传进的作物;“番”指宋代开了番司以后，外来引进的;“海”指从明清海交之路传入的作物;“洋”指从清中叶至今传入的作物[7]。

　　园艺作物种类和品种的大量增加，是汉唐间作物引种的显著特点。有人统计秦汉蔬菜二十余种，一半以上是汉代才有人工栽培的明确记栽，有相当一部分是从域外或少数民族地区引入的[8];而《四时纂要》中记载的三十五种蔬菜中有1/4的种类是隋以前所没有的[9]。中原地区固有的果蔬品种大致有梨、枣、栗、桃、李、杏、梅、柑、橙、柿、葵、韭、姜、瓠等。《战国策·韩策》有“民之所食，大抵豆饭藿羹”的记载，藿即豆叶，以藿为羹或能见蔬菜品种之匮乏。果蔬类作物的大量引种具有锦上添花的作用，丰富了中原人民固有的餐饮内涵。

　　宋清间作物引种以高产、经济作物为主。宋、清间是我国作物布局发生重大变化的重要时期，并由此加速了中国农业产业分化与农业商品化趋势，成为孕育中国近代民族工业的母体。宋元大田经济作物中以棉花、甘蔗种植最具历史意义。前者使中国纤维作物结构和衣被原料发生了重大变化;后者使我国成为糖业大国，砂糖、冰糖成为社会广泛需求的商品。明清时期随着航海业发展和新大陆发现，新的作物如玉米、番薯、马铃薯、花生、烟草等先后传入中国，逐渐成为广泛栽培的重要作物。十六世纪下半叶至十七世纪末，辣椒、蕃茄、菜豆、洋葱、南瓜等蔬菜逐渐在中土推广种植。明清时期果蔬栽培种类比宋元时期增加约一倍。宋清间域外作物引种，是在海交之路开通和发现新大陆的背景下进行的。其引种范围更加广泛、影响更为深远，我国现代作物、果蔬种类结构基本上在清代后期己经定型。

　　汉唐间丝绸之路引种作物，对中国北方黄河流域的农业发展相对影响比较大些;而宋清间海交之路开通后，引种作物大致是由南向北推广普及，对中国农业的影响则是整体性的、全局性的。

　　美国东方学者劳费尔在《中国伊朗编》中曾高度称赞中国人向来乐于接受外人所能提供的好事物，“采纳许多有用的外国植物以为己用，并把它们并入自己完整的农业系统中去”。 迄今的中外农业科技文化交流研究，似乎比较关注于引种作物的考证。至于“采纳和吸收”的过程，学术界的研究与回答几乎近于空白。我在这里提出“域外引种作物的本土化”的概念，它是指引进的作物适应中国的生存环境，并且融入到中国的社会、经济、文化、科技体系之中，逐渐形成有别于原生地的、具中国特色的新品种的过程。域外引种作物的本土化，强调、突出了引种作物在中国的动态转化过程，它既包含域外作物适应本土的过程，也是本土农业系统接纳与包容域外作物的过程。二者殊途同归，在客观上都促进了历史时期中国农业的自我更新与发展。域外引种作物的本土化，要处理好风土适应、技术改造与文化接纳三个问题，我已在《农业进程中的“拿来主义”》[10]一文中论及，兹不赘述。

　　中国特色

　　中国农业通过与外界的沟通与交流，而纳入世界文明体系之中，是世界农业的有机构成之一。同时它又是在特定的自然、历史、社会、文化条件下发展起来的，形成了有别于其他农业中心的农学理论、技术体系、生产方式、生活习俗。这是一些具有中国特色的东西，是基于中国农业自身的“基因”表达、是珍贵的科学文化遗产，在当前的农业现代化进程中仍有重要的史鉴作用与价值。

　　一、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境界。三才理论把农业生产看作是农业生物(稼)和它周围的自然环境(天和地)以及作为农业主导者(人)相互联系的共同体，并且成为中国传统农业的基本指导思想之一。这种农学理论富有哲理性，比较注意适应和利农业生态系统中的农业生物、自然环境，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不把人和自然看作是对立关系、征服关系，这和西方农业有很大不同。汉代的“天人合一” 追求的是一种和谐境界，是一种可持续发展的思想。中国农业强调“顺天时、量地利、则用力少而成功多”，甚至涉及到了缘此而产生的投资效益问题。其他农业文明中断的原因很多，其中之一或与农业指导思想有关。

　　二、悠久的重农思想与重农传统。重农政策是中国的基本国策，重农思想是深入到中国人“骨髓”里的东西，这是中国几千年来农业不断发展的重要思想保证。重农思想的功与过是学术界永恒的话题，在自然经济与商品经济时代似乎有截然不同的认识与评价。古代重农体制下长期实行惠农政策，对农业的优惠与扶持成为中国政治家和思想家的基本政策和基本认识。对农业的优惠与激励甚至吸纳了商业资本，故中国有“以末致富，以本固之”的悠久传统。商人利用国家对农业的优惠条件，赚钱后不是用来投资其他产业而是重新购买土地，成为更大的地主。但是古代的重农政策基本上是在同质(农业)社会内部实行的产业鼓励政策，虽有促进农业发展进步之效，但却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传统农业社会的总体特征。古代重农政策也曾有它的负面作用。七十二行最重农业，中国人头脑里根深蒂固的鄙视商业的观念。反倒是长期实行惠农政策，抑制了近代因素(商品经济)的萌生，这或是导致中国未能完成经济转型、由先进变落后的基本原因之一。

　　三、有机农业的优良传统。有机农业是为了保护人类赖以生存的土壤以及为了生产出健康的作物和食品的背景下提出来的，它是人们在高度发达的科学技术基础上重新审视人与自然关系的结果。有机农业并不等于传统农业，但是中国农业中的选育良种、积肥施肥、兴修水利、防治病虫害、改良土壤、改革农具、利用能源、轮作复种等传统农业技术与经验是可供借鉴的。人类在经历或面临能源、环境、食品安全危机时，似乎更强调生态、环保、无公害、可循环和田园风光。尊重和利用农业的自然再生产特点，尽量地减少外部物质的投入，使农业生产和生态环境各方面都得到改善，建立人与自然和谐的农业生产模式。改革开放以来，种植业方面比较多地保留了传统农业生产技术，一度被人视为进步不大。畜牧业发展异军突起，产业化进程保持了相当强劲的势头。但近期情况不好，因为使用生长调节剂、饲料添加剂及化学合成药物等，使大家对畜牧产品心存悸虑。尤其是三聚氰胺奶粉事件的出现，很可能对畜牧业发展造成很大影响。

　　四、精耕细作的技术体系。精耕细作是近人对中国传统农法精华的高度概括，它是以传统农学理论为指导的综合技术体系，其核心是改善农业的环境条件、提高农业的生产能力。精耕细作传统的形成与发展，与人多地少局面的逐步形成是分不开的，明清以来人地矛盾的加剧，使农业精耕细作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在有限的土地面积上提高土地利用率，增加农产品的数量、质量和种类，是中国农业的必然选择。需要说明的是，农业中的精耕细作是一种境界追求、是一种理性选择，因此上它可能在某程度上并不符合经济学上的投入产出原则。

　　五、独特的丝、茶文化。茶是风行世界的饮料之一，中国是茶的故乡。近年来中国茶叶产量接近五十万吨，其中1/3出口国外。茶为饮料前曾作食料，古有茗菜、茶粥的说法。宋以前茶以研末煎煮为主，甚至加入调料、米、油，大概为由吃到饮的过渡形态。明清至现代茶以冲泡为主，虽然如此江南人仍为饮茶为吃茶。茶虽为饮品，却并非纯为补充体液。它能予饮者超出实用的享受，是让生活更加艺术化的饮品。有关饮茶的规仪谓之茶道，茶道讲究“和、敬、清、寂”，逐渐演变成修身养性、学习礼仪、进行交际的一种有效方式与文化象征。我国是世界上最早养蚕、缫丝、织绸的国家，古代希腊人、罗马人就称我国“丝国”。旧大陆沟通东西的陆、海通道因为流通的货物中以丝绸制品的影响最大，故名之曰丝绸之路。由蚕桑而有丝绸之路，由茶叶而有茶马贸易，构成了古代不同农业类型间沟通交流的主要内容。

　　六、以农耕文化为主体和基本内核的中华礼乐文明。农耕文明是孕育中华传统文化的母体。这一文明体系影响了中国数千年的社会、经济、文化发展，它是深入到我们骨髓里的东西。时至今日，我们虽然已经进入工业化、信息化时代，但是基本的道德、伦理、礼节、习俗仍然深刻制约和影响着我们的行为规范与思想方式。在党和国家有关构建和谐社会、坚持科学发展观、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等的方针政策里，我们仍能体味到浓郁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气息。

　　七、科学合理的饮食结构。中西饮食的巨大差别，在于西方人肉食占的比重很大，而中国人则以植物食物为主，这种习惯的形成自然与各地出产的不同有关。中国古代以农立国,农业是人类最基本的衣食来源。中华饮食文化是以农业为基础的,《黄帝内经·素问》以“五谷为养,五果为助,五畜为益,五菜为充”的说法,基本反映了中国古代食物资源的实际情况,表现出鲜明的东方饮食结构特色。所谓五谷：稷、菽、麦、稻、麻;五果：桃、李、杏、栗、枣;五畜：牛、羊、豕、犬、鸡;五菜：葵、藿、薤、葱、韭。“养”是主食;“助”指佐养;“益”为增补;“充”意丰备。科学合理的饮食结构，既避免营养不足又防止营养过剩，确实是一种明智的选择。

　　[1] 本文是在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中国农业历史博物馆布展过程中形成的若干认识，我们试图将中国农业置诸世界农业的的背景下探索其地位、作用与特点。

　　[2] 李根蟠《中国农业史上的 “多元交汇”——关于中国传统农业特点的再思考》，《中国经济史研究》，1993年第1期p1。

　　[3] 邹德秀《世界农业科学技术史》，中国农业出版社1995年第1版。

　　[4] 曾雄生《中西农业结构及其发展问题之比较》，《传统文化与现代化》，1993年第3期。

　　[5] 梁家勉主编《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史稿》，农业出版社1989年第1版p9。

　　[6] 樊志民《地区农业史的理论与实践》，《中国农史》1988年第4期p2。

　　[7] 柯继承《植物中的‘胡海番洋’》，《石声汉教授纪念集》p63。

　　[8] 梁家勉主编《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史稿》，农业出版社1989年第1版p214。

　　[9] 梁家勉主编《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史稿》，农业出版社1989年第1版p347。

[10]樊志民《农业进程中的“拿来主义”》，《生命世界》2008年第7期,p36-p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