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谈中国农学思想史：内容与脉络

——对黄颖与赵敏文章的补充

齐文涛^*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中国农业历史文化研究中心，陕西杨凌 712100）

【摘 要】在前人基础上，对“农学思想”“三才论”“顺天时，量地利”“气”“阴阳”“精耕细作”等范畴及其关系作进一步分析。农学思想在逻辑上可分作哲学层面、科学层面和技术层面三类主要内容。中国古代农学思想史的基本脉络是，传统农学以“顺天时，量地利”作为“三才”总纲领，在哲学层面的“顺”与“量”的伦理规约下，不断积累科学层面的“天时”与“地宜”的相关知识，并运用气、阴阳概念将其理论化，还与其他社会思想条件共同孕育出并指导着技术层面的“精耕细作”体系。

【关键词】农学思想；顺天时；量地利；气；阴阳；精耕细作

 

The Main Contents and Basic Clues of traditional Chinese Agronomic Thoughts

QI Wen-tao

（Chinese Agricultural History and Culture Research Center , Northwest A&F University , Yangling 712100）

Abstract:Core concepts of traditional Chinese agronomy, such as sancai, conforming to climate condition and land productivity, qi, yin-yang and intensive cultivation, are analysed, and their relationships were established. Agronomic thoughts can be divided into philosophical content, scientific content and technical content. Conforming to climate condition and land productivity is the basic principle of traditional Chinese agronomic thoughts. Under its guidance, traditional Chinese agronomic thoughts contain the philosophical and ethical idea of following heaven, the scientific knowledge of favorable climate condition and land productivity, the scientific theory that uses qi and yin-yang as its tool, and intensive cultivation technology system. Its scientific content is regulated by its philosophical content, as well as its technical content is directed by ist philosophical and scientific content.

Key Words:Agronomic thought; conform to climate condition; comply with land productivity; qi; yin-yang; intensive cultivation　　

 

黄颖老师于2012年发表的《中国农学思想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以下简称“黄文”）与赵敏教授于2014年发表的《以农至道：中国古代农学思想的天人之学》（以下简称“赵文”）这两篇文章，可视作学界对中国农学思想史研究成果的最新高度总结。两文概括全面，分析精到，仅留下一丝缝隙可供进一步完善。笔者从博士阶段起就从事农学思想史的探索，曾以“农学阴阳论”为题完成博士学位论文，后续也持续进行着相关研究，对中国古代农学思想史形成了一点粗浅的认识，现不揣谫陋，以飨学界，尝试对黄文、赵文所未尽发处作出补充，希望引发讨论，促进学界对中国农学思想史的研究。主要分作以下方面展开。

一、关于“农学思想”的划分

黄文认为：“农学思想是科技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研究的是农业生产实践过程中关于农业生产技术的一般规律和农学理论的历史演变过程，是哲学思想和农业科学高度融合的结晶。”这是目前学界对农学思想最完善、最全面的定义，赵文也采纳此说。同时，传统农学思想“不涉及农业经济、管理、政策等内容”已为学界普遍接受。

如是理解农学思想虽无不妥，但对它作出更细致的分解和说明，不仅有助于进一步把握农学思想的内涵，还有利于相关研究的深入开展。我们知道，近代以来研究中国传统文化多采用西方学术的分科方式来进行，将其划为哲学、科学、技术、文学、经济学等门类后分而论之，这样做固然有弊端，但对研究走向专业化与纵深化却有正面影响，对认识与评价传统文化的性质与特点也有积极作用。农学思想与传统文化一样，都是一个涵盖范围较广的概念，参照学界对农学思想的普遍理解，不妨将其分作农业哲学、农业科学、农业技术三个层面。黄文定义中的“农业生产技术的一般规律”系指农业技术层面，“农学理论的历史演变过程”系指农业科学层面，“哲学思想和农业科学高度融合”则包含农业哲学层面。这里所说的农业哲学层面主要指与农业科学和农业技术相关的农学思想，而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农业哲学，一般意义的农业哲学至少应该关涉农业科技与农业经济两方面内容，而农学思想意义上的农业哲学只关涉前者。实际上，不仅传统农学思想可如此划分，现代农学也无非由农业哲学、农业科学、农业技术三个层面组成，只不过农业哲学层面往往隐而不显。当然，这三个层面所涉及的内容无论在历史上还是在现实中，非但不是毫无瓜葛，反而是盘根错节地紧密缠绕在一起，它们不可能得到截然区分。但这样区分至少能帮助人们在逻辑上更清晰地认识农学思想，也为下文对其他问题的分析提供了必要的参照框架。三个层面的相关具体内容也将随着下文的展开而相继呈现。

二、关于“三才论”的认识及其与“精耕细作”的关系

（一）对“三才论”的再认识

黄文和赵文都指出，“三才论”是中国农学思想史的主要研究成果之一；同时都认为，《吕氏春秋·审时篇》提出的“夫稼，为之者人也，生之者地也，养之者天也”这一思想认识“标志着我国传统农学思想体系的形成，标志着我国三才理论系统地阐述农学原理的开始”。

这些观念基本为学界所认同，但仍可作进一步申发与讨论。《吕氏春秋》对“稼”的认识确如两文所说：“揭示了农业生产涉及的三大因素及其功能”，从中也能分析出，稼、天、地、人四者是一个共时性的整体，稼须在天、地、人三者间发生关系的前提下才能完成，但单从字面上看，它并没说清楚天、地、人三者应该发生怎样的关系才能成就稼。《齐民要术》将《氾胜之书》的“趣时和土”原则进一步提炼，提出了“顺天时，量地利”的思想原则。这个表达仍在“三才论”框架下，只不过省略了主语“人”，它的意思是，人应该顺天时、量地利地从事农作活动（稼）。这是在《吕氏春秋》的基础上，清楚地指明了人之“为”的含义，更指明了人与天、地应发生何种关系。后世农书诸如陈旉《农书》《农桑辑要》《王祯农书》《农说》《农政全书》等，无不奉其为思想原则，只不过常以“时宜土宜”作为变相表达罢了。

实际上，在《齐民要术》之前，中华先民早已充分利用并实践了“顺天时，量地利”的思想原则，比如《礼记·月令》《吕氏春秋》《淮南子·时则训》《四民月令》中的“月令”内容就是对“顺天时”相关知识的不断探索与更新，《尚书·禹贡》《周礼》《诗经》《管子·地员》《吕氏春秋·士容论》《淮南子·地形训》以及《史记》《汉书》则记录了许多“量地利”的知识。同时也不容否认，《吕氏春秋》的表述中很可能已经暗含了“顺天时，量地利”的含义，因为参考先秦时期的其他文献，不难推断“人之为”须顺应自然。但从传统农学文献梳理的角度看，“顺天时，量地利”原则还是到《齐民要术》才明确出现，这也标志着传统农学思想原则的彻底凝成。如果说《吕氏春秋》对“农”作出了总体规定，那么《齐民要术》就为其进一步明确了基本思想原则；如果说《吕氏春秋》标志着我国传统农学原理的确立和形成，那么《齐民要术》则标志着它的完善。当然，农学原理的成熟并不意味着农学理论的成熟，一个原理可能是几个命题就能表述清楚的，而一个理论却须成系统、成体系，让传统农学理论走向成熟的任务则要付诸后世，这一点下文将论及。

然而，“顺天时，量地利”的“三才论”表达，属农学思想的哪个层面呢？它包含两个层面的内容:农业哲学和农业科学。一方面，顺与量，是动词，是人发出的动作，是传统农学对人从事农作活动的基本要求，人就“应该”如此行事，这是伦理学的范畴，伦理学系哲学的分支，故为农业哲学层面；另方面，天时与地利，是名词，是客观存在、可以认识的，天时有春夏秋冬有晨午晚夜，地利有高低干湿有肥瘠厚薄，它们是“怎样”就怎样，这是科学的范畴，故为农业科学层面。“顺天时，量地利”综合了这两个层面之精义并将其精炼地表达出来，所以应被视作中国古代农学思想的总纲领。留给后世的发展空间，就是探索天时与地利的具体内容，以及人如何顺应天时、如何察量地利的具体方法，甚至针对某类某种农作物人们如何顺时量地地种植的具体操作。很明显，这“具体内容”属农业科学层面，而“具体方法”和“具体操作”属农业技术层面。

将科学哲学家库恩的范式理论引入中国古代农学史的分析会发现，传统农学总体上处于“三才范式”的统领之下。对“三才范式”的概括表达可以是“人为之，地生之，天养之”，但总不如“顺天时，量地利”谈得透彻，后者比前者不但更清楚地表达了三者间的关系，而且增加了不可或缺的农业哲学之伦理维度的内容。古人拒绝使用温室大棚种植蔬菜，斥之为“不时之物”，就因为这种方式为“三才范式”所不容，没有贯彻“顺天时”的伦理命令。今日农业则不受“三才范式”规约，一年四季都有果蔬种植，也都有新鲜果蔬陆续上市。

（二）“三才论”与“精耕细作”的关系

黄文和赵文都认为，“精耕细作”与“三才思想”一样，是中国农学思想史的主要研究成果之一；甚至赵文进一步认为，“三才思想”和“精耕细作”是我国古代农业的两个优良传统，而且“精耕细作”以“三才理论”作为指导。这个断定基本属实，但仍可进一步作出分析和规定。

众所周知，“精耕细作”并非单项或几项技术措施，而是一个综合的技术体系，这一技术体系随着时间和空间的变化与转移不断调整自身，逐步发展完善，所以称其为一个“传统”是非常精当的。但无论这个传统如何努力将自身打扮成“文化”，却总也掩饰不住它的“技术”本质。它就是由一项项农业技术组成，要么是人的技术方法和技术操作，要么是人造的技术工具。即是说，“精耕细作”属农学思想的农业技术层面。

由此便不难理解这“两个优良传统”的关系。作为农业哲学之伦理维度的“三才思想”势必要对作为农业技术层面的“精耕细作”发出命令、提出要求，作为农业科学层面的“三才思想”势必要对作为农业技术层面的“精耕细作”提供理论根据、作出理论指导。这就深化了赵文所谓“‘精耕细作’以‘三才思想’为指导”的认识。

然而，“三才思想”只能作为“精耕细作”的必要条件而存在，它不足以孕育出“精耕细作”的技术体系，因为其中还要引入“宁可少好，不可多恶”的农业经济伦理思想，以及其他自然、社会及历史条件的促进或限制。

三、关于“气”“阴阳”“五行”及“三才”的关系

（一）“气”“阴阳”“五行”的关系

赵文补黄文之遗，认为农学思想史的重要研究成果还有关于古代农学中“气化”“阴阳五行”思想的挖掘与整理，对此，郭文韬先生、赵敏教授等都进行了开拓性的研究，将古代农学中的相关内容条列出来以飨后人。如今，我们站在前贤的肩膀上可以对这个问题作进一步研究，那就要问，“气化”思想与“阴阳五行”思想存在何种关联？是各行其是，还是有机融合？

无论是气，还是阴阳，都是用作解释作物生命过程的概念。我国古人认为，天地万物由气生成，用今天的话来说，气既可理解为生成万物的物质性存在，也可理解成可生万物的功能性存在。陈旉《农书》云：“盖万物因时受气，因气发生”，指明作物的生长也是气的作用。但是既然作物和其他生命一样有生有死，有盛有衰，那么同一个概念“气”如何对作物发出这样不同的作用呢？于是“阴阳”概念被引入。从逻辑上讲，阴阳学说是作为分析工具被引入农学的。引入后，就区分了不同种类不同性质的两种气：阳气和阴气。两种气所具有的不同功能，从《农桑辑要》所言“秋耕宜早者，乘天气未寒，将阳和之气掩在地中，其苗易荣。过秋，天气寒冷，有霜时，必待日高，方可耕地，恐掩寒气在内，令地薄，不收子粒”(阳和之气即阳气，寒气即阴气)中仅才露端倪，至《农说》则明确陈出：“阳主发生，阴主敛息”，“阳道生，阴道成”。概括来说，阳气的作用是促进农作物发生、长大而朝向成熟，阴气的作用是促使植物从成熟走向衰败甚至死亡。当然，作物的生长过程仍需要阴气的配合作用，衰败过程也要阳气的参与，这就涉及到阳气与阴气的“阳畜阴周”“阳极阴收”等具体互补模式。以此为基础，作物的生命历程就藉气、阴阳概念而获得解释。

事实上，传统的五行概念并未被完整而彻底地引入农学，传统农学中的五行论发展得并不完备。《农说》所言之“亢而过泄者，水夺。……敛而固结者，火攻”只提到生活中常见的水、火两个概念及功能，不能完全确认它们是传统五行概念中的水和火，故不能将其视作农学引入五行学说的证据。《知本提纲》引入之五行为“气、天、火、地、水”，在农业中具象为“气、风、日、土、水”，目的是在《农说》的基础上对气作进一步区分并指明其来源，具体说，天、火分别提供少阳、太阳之气，地、水分别提供少阴、太阴之气。这实际上解决了《农说》所遗留的阴阳二气的来源问题。很明显，《知本提纲》的五行是“新五行”，与传统的作为工具性本质科学的五行学说具有根本差别。

简单总结传统农学中“气”“阴阳”“新五行”的关联为，气是使作物呈现生命现象的原因；阴阳区分了气的性质，是为阴阳二气，阴阳二气对作物的生命过程发挥着不同的作用；新五行陈明了阴阳二气的来源。

（二）“气阴阳”思想与“三才论”的关系

赵文指出，《中国古代农学思想考论》一书分章叙述了古代农学的“三才”思想和“气阴阳”思想。这是目前学界对古代农学中这两类思想的最系统的整理，也是农学思想史研究的重要成果，而它并未指明的问题是：这两类思想有何种关联？

研究发现，“气阴阳”思想对作物生命过程的解释并非满足于单纯构建一种古代的作物生理学，而是具有明确的目的性，即对“顺天时，量地利”作出深入阐释。既然作物的生命过程由阴阳二气来主导，而阴阳二气的此消彼涨主要随着节候的暑往寒来而变化，那人就要顺应这“天时”而种植作物，否则可能颗粒无收；土地的高低干湿之别和过泄固结之分，都体现为内含之阴阳二气比例的不同，对此人应察量“地利”，施以恰当操作，调整二气分布，使之有利于作物生长。这是《农说》的主要贡献，而总的来说，《农说》特别突出地强调了阳气对作物生长的作用以及作物发生期“阳畜阴周”的重要性；《知本提纲》在其基础上试图对理论作出进一步完善，它在肯定阳气对作物生长起决定作用的同时，特别指出阴气的配合作用，强调“阴阳交济”，尤其强调作物成长期宜“阳极阴收”。据此，《知本提纲》提出种、耕、耢的具体时间以补充“顺天时”的内涵，还通过区分五种土壤类型以及明确耕作原则以使“量地利”的内容获得充分阐释。不难看出，“气阴阳”思想是对“顺天时，量地利”具体内容的展开表达，是“顺天时，量地利”这一农学总纲领出于阐释自身的需要而引入的理论说明。

然而，“气阴阳”思想应属农学思想的哪个层面呢？农史学界一般认为，气、阴阳都是哲学概念，“气阴阳”思想属农业哲学范畴，然此说尚存讨论空间。气、阴阳是哲学概念，但同时也是科学概念，要想判定其性质归属，关键要看它们被用于说明的对象的性质是什么。如果对象是道、心、太极、伦理等形而上的概念，那它们更接近哲学层面；如果对象是人体（医学）、生物（农学）、天体（天学），那它们更接近科学层面。事实上，用气、阴阳对作物生命作出的阐释，可看成是中国古代版本的作物生理学。它的主要作用，是解说天时和地利的具体内容（科学层面），以及如何顺应天时和察量地利的具体方法（技术层面），而不是说明为何应该顺天时和量地利（哲学层面）。因此，我国古代农学中的“气阴阳”思想距农学思想的哲学层面较远，离科学层面更近。

需要指出的是，气阴阳思想属科学层面，但科学层面并不唯指气阴阳思想。上文提及的古籍中记载的大量时宜、土宜知识，也属科学层面的内容。可以说，农学思想的科学层面又可分为两个方面：科学知识方面和科学理论方面。前者是后者的材料基础，后者是对前者的理论化成果。前者历史久远，先秦时期已有相当积累，后者直至明清时期才走向成熟。

作出这个判别除了具有学术意义以外，还能帮助人们认识到，农学思想之哲学层面的研究成果是何等缺乏，相关研究是何等薄弱。好在赵文提出了“以农至道”。

四、关于“以农至道”的解说

赵文敏锐地指出，中国古代农学思想之真意在于“以农至道”。这是一个极富启发性的思想，而赵文却点到为止，并未深发，这就留给后学以探索的空间。

如果用一个概念概括中国古代哲学的精义，就应是“道”。儒家讲道，孔子曰：“志于道”；道家讲道，老子曰：“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佛家讲道，惠能曰：“若欲见真道，行正即是道”。儒道佛三家的实践也都将农与道关联了起来。儒家之“耕读传家”，道家之“农道合修”，佛家之“农禅并作”，都说明“农”对于修道、体道、得道、布道非但没有阻碍作用，甚至还能有所促进。这为“以农至道”提供了可能性。《吕氏春秋》所谓“民农则朴”“农民则重”的观念，也能作出“以农至道”的阐释。而陶渊明的农作实践则为“以农至道”提供了一个实例：

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采菊东篱下，

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

这表达的显然不是衣食无忧纵情山水而带来的偶然欢快，事实上，陶渊明在隐居生活中不仅非常清贫，还需要亲自从事农作劳动。诗中分明描绘了他在农作中的体道情形，“采菊”系“农”，“真意”系“道”，而诸如“悠然见南山”“欲辨已忘言”则道境昭然尽显。

“形而上者谓之道”，很明显，“以农至道”属农学思想的形而上学或曰本体论维度。它与前述之伦理学维度，共同构成了中国古代农学思想之哲学层面的主要内容。如果还想完善哲学层面内容的话，不妨增补农学思想的美学维度，因为“山水以形媚道”，农作中也不乏对自然大美的体认。然这些领域“才露尖角”，相关研究亟待开展。

需强调的是，农学思想的本体论维度绝非与科学层面、技术层面无关的独立研究领域，正如上文指出的，农学思想的哲学层面必关涉科技层面，其本体论维度也必然起到为科技层面奠基的作用。简单说，如果“农”与“道”没有关联，甚至“农”与“道”的精神相悖，在把“求道”作为主导性思想观念的中国古代，“农”就可能会像其他一些技术一样被斥为“奇技淫巧”，可能沦落到“抱瓮入井”、“羞而不为”的境地，至少会像“商”一样被视作末流而不受重视。从这个意义上说，农学思想的哲学层面的本体论维度允纳了科技层面的发展。

五、结  论

综上所述，在黄文和赵文的基础上，本文为中国农学思想史的研究增加了两点基本认识：

（1）中国古代农学思想可从逻辑上划分为哲学层面、科学层面、技术层面这三方面内容。相对来说，学界针对技术层面的研究比较丰富，针对科学层面的研究略显不足，针对哲学层面的研究十分贫乏。科学层面的知识方面为学界重视较多，理论方面仍须深入探索和详加说明。哲学层面的研究又可从本体论维度、伦理学维度等方向切入。

（2）中国古代农学秉守“三才范式”，对“三才范式”的概括表达是“顺天时，量地利”，后者是传统农学的总纲领。它以“顺”与“量”为哲学层面的伦理命令，在其规范与制约下，发展科学层面的“天时”与“地宜”的相关知识，并运用气、阴阳等概念将其理论化。这些因素与其他社会思想条件共同作用，孕育出并指导着技术层面的“精耕细作”体系。

本文主要内容和观点可凝结成表1：

	主要内容	具体划分	内容提要	相互关系	研究现状
中国古代农学思想	哲学层面	本体论维度	以农至道、农道相通	允纳科学层面和技术层面	有待开展
		伦理学维度	“顺”天时，“量”地利	规约科学层面和技术层面	刚刚起步
	科学层面	科学知识方面	天时和地利的知识陈述 （具有博物学性质）	受伦理学维度规约； 为科学理论方面提供素材	比较丰富
		科学理论方面	时宜和地宜的理论说明 （气阴阳作为概念工具）	受伦理学维度规约； 将科学知识方面理论化	有待加强
	技术层面	技术方法      技术工具	精耕细作的技术体系	受哲学层面和科学层面的参与指导和共同促进	相对成熟

表1 中国古代农学思想的主要内容与基本脉络

[参  考  文  献]

[1]郭文韬.中国传统农业思想研究[M].北京：中国农业科技出版社，2001.

[2]赵  敏.中国古代农学思想考论[M].北京：中国农业科技出版社，2013.

[3]程  遥.中国古代农学思想史初探[D].南京农业大学农业史专业硕士学位论文，1988.

[4]赵  敏.中国古代农学思想研究[D].南京农业大学农业史专业博士学位论文，1992.

[5]齐文涛.农学阴阳论研究[D].南京农业大学科学技术史专业博士学位论文，2013.

[6]严火其.《农说》关于作物生长发育的理论[J].中国农史，1997（2）.

[7]黄  颖，王思明.中国农学思想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J].自然辩证法研究，2012（11）.

[8]赵  敏.以农至道：中国古代农学思想的天人之学[J].中国农史，2014（5）.

本文发于《中国农史》2016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