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的农牧关系

　　曾与风贤君谈及历史上的农牧关系问题，形成我们对中国农牧业历史体系的基本认识。大概是集思广益、见识互补的缘故，某些提法颇具新意。

　　学 术界对农牧业起源孰先孰后问题虽争辩激烈，但尚无共识。学术界就某一问题形成截然不同的观点，除了各持己见外，很可能在思想方法上存在问题。凤贤君提出原 始时代农牧经营共同体概念，已经不把农牧起源问题看成非此即彼的对立关系。事实上我们在探讨远古农牧关系时，经常会以今天的农牧概念猜度古时情形，结果酿 成大错。农牧起源于采集渔猎，采集强化则成农，渔猎强化则成牧。以当时人口负载与生态情形度之，牧非徙无定止，农亦游动不居。农牧之间很可能由共生而相 伴，具有比较密切的依存与互补关系。采集渔猎、游牧经济与早期农业活动，以其均有流动性而很难予以区分。

　　距 今约六千年左右，农牧作为不同产业而予以划分，是农牧业自身发展进步的结果。即便如此，在很长时间内农牧业在地域分布上仍然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即所谓 的“华戎杂处”情形。三代的“夷夏之辩”并不具备严格的人种学或民族学意义，在很大程度是根据生产与生活方式的差异而形成的认识与判别。

　　春秋时期的“尊王攘夷”运动，拉开了农牧地域分异的历史序幕。至此，农牧业间有了比较严格的地域划分，农牧政权间形成了比较尖锐的对立关系。中原王朝与周边少数民族政权之间的矛盾、冲突与交流、融合，始终构成秦汉、隋唐时代的主体社会问题之一。依 赖不同产业结构所建立的民族或国家共同体，在形式上表现为“农国”与“行国”的矛盾与冲突。匈奴、突厥等民族具有浓郁的游牧经济特征，他们没有太强烈的 “地著”观念。追逐水草丰饶、牛羊肥壮是牧民的基本祈求，而季节转换、气候变化、国力强弱往往成为决定他们来去移徙的关键因素。汉唐时期“农国”与“行 国”的矛盾与冲突虽然甚为惨烈，但其对峙表现方式往往是间歇性的。这种游牧民族的冲击波，虽然具有很大的破坏性，但它来去如潮，影响所及往往只是局部的和 暂时的。一场大的战事过后将意味着较长时段的相安无事，这也为北方相对脆弱的生态与植被提供了更生的机会。

　　唐宋之际出现在中国北方的辽、金、西夏诸政权，虽然在民族构成上与两宋王朝有所区别，但在经济结构上却与呈现出明显的趋同倾向。少 数民族的农业化进程，或能印证“落后的征服民族接受先进的被征服民族文明”的说法，但它从根本上改变了南北政权的对峙形式。由于互为“农国”，双方的对峙 形式也由过去的间歇性对抗发展到当时的持续性对抗。北方地区作为夏(北)宋、辽金或夏金对抗的前沿阵地，成为双方的重兵驻守地区。战火加速了生态环境的破 坏，国防与军事开支抵消了社会经济的发展与进步，中国北方经济重心地位的丧失未尝不与此相关。

　　中国历史上的农牧关系，大致体现了“合—分—合”的螺旋上升规律。基本框架已具刍型，若干细节尚待推敲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