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的圣地与陕西的农业

　　陕西是一个“圣地”较多的省份，概括说来有人文圣地—黄陵;革命圣地—延安;农业圣地—杨凌。其中黄陵与延安的“圣地”身份早已确定，唯有杨凌是中国农业圣地的说法是新近(1999年) 提出来的，它是本人农业历史研究的相关成果之一，目前已取得广泛共识。这一观点提出后曾引起新闻媒体的广泛关注，有人想贯通三个“圣地”以反映陕西在中国 不同历史时期的地位与作用，但是截至目前还没有成文。这样的想法启示我从农业历史与发展的角度研究三个圣地之间的关系，把它们看作是不同时期农业历史与文 化的重要标志。

　　黄帝是中华民族的先祖，是中华民族心理认同的文化符号。过去我们常把黄帝看作英雄与帝王，其实从农史角度看他更应该是农业活动的组织与领导者。轩辕氏何以 谓之黄帝?因为他“有土德之瑞”，是以代神农氏以为黄帝。他“时播百谷草木，淳化鸟兽虫蛾”，在种植与畜牧业方面都做出了他的贡献。在人类漫长的进化过程 中，应该有相当的时段只有“天文”而无“人文”，因为这个时候人和动物还没有严格的区分开来。新石器时代的农业起源，开始人类靠生产劳动以维持生存的历 史。这在人类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被学术界称之为“新石器时代农业革命”。距今约6000年左右，进入中国新石器时代繁荣期，其中以黄河流域的旱作农业遗址最为密集、最为发达。由农业而形成的聚落、社会、思想与文化，孕育出人类“理性思维”的萌芽。我们奉黄帝为中华民族的“人文初祖”，实际上是对陕西地区原始时代农业成就的充分肯定。

　　以后稷为代表的周人农业，是中华农耕文明的特质形成时期。周礼构成了中华礼乐文明的核心，与西方的功利文化具有本质的区别。由关中农区孕育的这一文明体 系，深刻影响了中国数千年的社会、经济、文化发展。它制约和影响着我们的行为规范与思想方式，是深入到我们骨髓里的东西。时至今日，在党和国家有关构建和 谐社会、坚持科学发展观、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等的方针政策里，我们仍能体味到浓郁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气息。

　　中国共产党在延安领导的革命运动，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伟大实践。但是从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趋势而言，这很可能是最后一次以农民为主体的革命运动。此 后的中国将逐渐告别悠久的农业与传统文明，步入工业与现代文明时代。在中国进行的这场革命，曾有许多志士仁人为之探索、为之奋斗。其领导者不乏专家、学 者、文人，甚至有从西方学成归来的职业革命家。但是只有在毛泽东的领导下，中国革命才能不断取得胜利，最终建立了新中国。其根本的原因就在于毛泽东是农民 的儿子，他对中国的国情有着深刻的了解;他善于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他制订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战略，寻找到了 中国革命成功的唯一路径。目前的中国正处在社会与文明转型的关键时刻，在现代化进程中如何处理、应对好农业农村与农民的现代化，仍然是中国的基本国情所 在。三农的现代化是全面现代化的瓶颈与难点所在，没有三农的现代化，所谓的全面现代化只能是一种美好的愿望而已。国家目前实行的惠农政策与非农化进程，是 社会转型时期工业贡献率超过农业贡献率，城市文明优于农村文明的具体反映。推动三农的现代化，从某种程度上讲是延安革命在新的历史时期的继续，是完成毛泽 东等老一辈革命家的未竟之志。

　　陕西的三个圣地，见证了中华农耕文明的萌生、发展与转型过程，这实在是一个有趣的话题。我们杨凌人、我们这些学习、研究农业科学的人有理由、有责任去认识与了解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