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时期引种作物的本土化研究

　　美国东方学者劳费尔在《中国伊朗编》中曾高度称赞中国人向来乐于接受外人所能提供的好事物，“采纳许多有用的外国植物以为己用，并把它们并入自己完整的农业系统中去”。① 迄今的中外农业科技文化交流研究，似乎比较关注于引种作物的考证。至于“采纳和吸收”的过程，学术界的研究与回答几乎近于空白。有感于此，本文试就引种作物的本土化问题予以申论。

　　一

　　中国古代对域外作物的引进，可以说是一个持续不断的历史过程。通常有“三次引种高潮”之说，即秦汉时期、唐宋时期与明清时期。我们大致可以以唐为界划分为前后两个时段，分论引种作物的时代需求与引入路径。

　　汉唐时期域外引种作物。园 艺作物种类和品种的大量增加，是汉唐间作物引种的显著特点。汉唐间引入中国的园艺作物有黄瓜(胡瓜)、大蒜(葫)、芫荽(胡荽)、芝麻(胡麻)、核桃(胡 桃)、葱(胡葱)、石榴(安石榴)、无花果(阿驵)、蚕豆、豌豆、豇豆(胡豆)、葡萄(蒲桃)、苜蓿(木粟)、茉莉(末利)、槟榔、杨桃(五敛子)、柰 (绵苹果)、莴苣、仁菜、菠菜、西瓜、海枣(波斯枣)、扁桃(巴旦杏)、阿月浑子、齐暾果等。有人统计秦汉蔬菜二十余种，一半以上是汉代才有人工栽培的明 确记栽，有相当一部分是从域外或少数民族地区引入的;而《四时纂要》中记载的三十五种蔬菜中有1/4的种类是隋以前所没有的[①]。中原地区固有的果蔬品种大致有梨、枣、栗、桃、李、杏、梅、柑、橙、柿、葵、韭、姜、瓠等。《战国策·韩策》有“民之所食，大抵豆饭藿羹”的记载，藿即豆叶，以藿为羹或能见蔬菜品种之匮乏。果蔬类作物的大量引种具有锦上添花的作用，丰富了中原人民固有的餐饮内涵。

　　宋、清间域外引种作物。宋清间作物引种以高产、经济作物为主。宋、清间是我国作物布局发生重大变化的重要时期，并由此加速了中国农业产业分化与农业商品化趋势，成为孕育中国近代民族工业的母体。

　　宋元大田经济作物中以棉花、甘蔗种植最具历史意义。前者使中国纤维作物结构和衣被原料发生了重大变化;后者使我国成为糖业大国，砂糖、冰糖成为社会广泛需 求的商品。明清时期随着航海业发展和新大陆发现，新的作物如玉米、番薯、马铃薯、花生、烟草等先后传入中国，逐渐成为广泛栽培的重要作物。十六世纪下半叶 至十七世纪末，辣椒、蕃茄、菜豆、洋葱、南瓜等蔬菜逐渐在中土推广种植。明清时期果蔬栽培种类比宋元时期增加约一倍。宋清间域外作物引种，是在海交之路开 通和发现新大陆的背景下进行的。其引种范围更加广泛、影响更为深远，我国现代作物、果蔬种类结构基本上在清代后期己经定型。

　　二

　　汉唐时期引种作物对中国农业产生重大影响的，莫过于宿麦的推广普及与苜蓿的大量种植。学术界一般认为麦类作物非黄河流域原产，但传入中原早于丝绸之路的开通。迄今所见较早的麦作遗存、神话传说与文献记载多在西北民族地区，麦类作物很可能是由新疆、河湟这一途径传入中原的[②]。宿麦的出现从根本上改变了黄河流域的农作制度，在充分发挥“续绝继乏”[③]、提高复种指数、增加粮食产量、饮食文化变革等方面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唐建中元年(公元780年)正式颁行两税法，“居人之税，秋夏两征之”[④]，标志着麦类作物在中原地区完成了由春种秋收到秋种夏熟的过渡。

　　清初王夫之曾指出，“汉唐之所以能张者，皆唯畜牧之盛也”[⑤]。 汉唐为适应军事与生产的需要，皆曾致力于良畜的引入。汉代先后由西域引入大宛马和乌孙马，进行了大规模的选育和改良工作。驴、骡、骆驼等“奇畜”也大量进 入中原地区。《新唐书·兵志》指出“既杂胡种，马乃益壮”，表明对不同品种马匹间杂交优势已有所认识。农区畜牧业发展，优质牧草是重要因素之一。汉武帝时 汉使从西域引入苜蓿，开始在京师宫苑试种，后在宁夏、甘肃等农牧交错地带推广，形成了大面积的牧场和饲料基地，成为汉唐马政的基本保证。后世西北名优家畜 品种居多，有人认为苜蓿的引入对于其体质和挽力的增强具有重要作用。在中原农区，苜蓿种植已经超越了既定的牧草含义。苜蓿嫩苗可视为蔬菜，可作为初春时令 菜肴;长成之后，可以作为优质牧草;同时加入轮作制度，成为重要的肥田倒茬作物。

　　宋清间引种经 济作物与高产作物，对中国后来的近代化进程产生了重大影响。中国近代民族工业是依存于中国传统农业而逐步发展起来的非农产业，主要集中在以农产品为基本原 料的轻工领域，与宋、清以来逐渐形成的农业生产结构有着十分密切的对应关系。棉花、烟草、花生、甘蔗等经济作物主要用作相应农产品加工业的原料，纺织、榨 油、制糖、烟草加工等逐渐与农业部门分离，成为独立产业。经济作的引种，标志着种植业内涵已发生变化。养体农业(食物性农业)比重下降，由占较高份额转化 为较低份额。而非食物性农产品供求比重上升，使经济作物种植与大田粮食生产相区别。棉农、烟农、茶农、蔗农等专门名称的出现，表明己出现获利率较高的农业 专门化商品性生产领域。大量资金、土地、劳动力投向发展经济作物，在客观上不利于粮食种植业发展，同时也增加了粮食的供求压力。宋清间人口数量又呈急剧增 长态势，粮食生产成了亟待解决的严重问题。高产作物的引入对于缓解粮食供应矛盾、促进农业商品化进程发挥了积极作用。

　　汉唐间丝绸之路引种作物，对中国北方地区的农业发展相对影响比较大些;而宋清间海交之路开通后，引种作物对中国农业的影响则是整体性的、全局性的。

　　三

　　引种作物的本土化是一个渐进的、动态的过程，它涉及到与社会、经济、科技、文化的各个方面对接与适应。历史时期我国从世界各地引进的作物，经过精心的培育和驯化过程，使它们最终适应了中国的风土特点，很多物种和原产地相比有了很大的变化。

　　风土适应。农业生产的地域性特点，是形成不同农业地域类型的前提。古代农作物的异地引种，首先遇到的就是风土适应问题。正确处理风土适应性问题，是中国古代作物引种的成功经验之一。

　　一般来说引种地与种源地间自然、气候条件较为接近的，引种就容易获得成功[⑥]。中国古代农业大致以长城、秦岭淮河、长江、岭南为界，从北向南依次形成不同地域类型。不同纬度间的作物引种虽然代有尝试，但能否解决风土适应问题而为成败之关键。橘生淮南、淮北的命题，强调的是“水土异也”[⑦]贾思勰亦“目所亲见”朝歌大蒜变为并州百子蒜，“盖土地之异也”[⑧]。唐代曾在长安宫廷试栽柑桔，虽偶有成活结果者，但后来情形若何不得而知。基于这一认识，汉唐间作物引种大致是以丝绸之路为轴，以东西向的沟通与交流为主。这是因为丝绸之路沿途的民族与国家政权皆属北半球中纬地带，“惟东西寒暖稍平，所种杂错”[⑨]，彼此间的作物引种有着较好的风土适应性。由西域传入的大量物产“植之秦中，渐及东土”[⑩]，逐渐成为中原人民的生产与生活必需品。同时，汉唐时期的作物引种以瓜果蔬菜类为大宗。园艺作物可以通过微环境再造、精细的园艺栽培措施形成与原生地相似的环境与条件，所以引种作物的风土适应问题似乎并不突出。

　　宋、清间以高产、经济作物引种为主，引种地域与范围明显扩大，风土适应性问题引起广泛关注。分析引种作物传播路径，大致是以渐进的风土过渡方法，使引种作 物逐渐改变习性、适应新的环境。玉米在中国的传播经过了先边疆后内地、先丘陵山地后平原地区、先春播后夏播的演变历程。番薯原产美洲，大致由广州、泉州、 福州三地传入中国。解决了种蔓与种薯的安全越冬问题以后，迅速在长江、黄河流域普遍种植。《农桑辑要》、王祯《农书》在谈到棉花在中原与江南地区的推广问 题时，对风土适应问题做过比较深入的阐述。我国曾先后引种栽培过亚洲棉、非洲棉、陆地棉、海岛棉等，地域涉及华南、西南、西北等地区。宋以后在长江、黄河 流域广泛栽培的亚洲棉也经历了由多年生向一年生的历史转变。实践证明，“苎麻艺于河南，木棉种于陕右，滋茂繁盛，与本土无异”。

　　因时因地制宜始终是中国传统农业的基本命题与指导原则，否则“任情返道，劳而无获[11]”。但是对自然与客观规律的尊重，并不等于因循守旧、固步自封。比较明确地批判风土限制说，形成相对科学的风土观始于元代。人类要通过“谨于树艺”和“种得其法”，进一步促进新作物的引种和推广。

　　技术改造。宿麦在周秦以前或有种植，“但由于它所要求的栽培条件比较高，所以一直未能得到发展”[12]。秦汉间朝廷及各级官吏，对于麦类作物的推广与普及做了大量的工作，?胜之“教田三辅”把推广宿麦作为工作重点之一[13]。西汉末年黄淮流域麦类作物已有较大发展，据江苏尹湾六号墓木牍“集薄”记载西汉末东海郡冬小麦种植面积，人均种植冬小麦约5.2亩、户均近28亩。虑及秋类作物的多样性构成，宿麦似已跃居五谷之首[14]。除了学术界公认的铁犁牛耕的推行、水利的兴修、肥料的施用诸因素外，尚有以下技术环节要予以充分关注：一是适宜播期的选择。考量西北的气候环境，麦类作物最初的栽培方法可能同于原有的粟、黍等，春种而秋收谓之“旋麦”。麦类作物由西域、河湟地区渐入中原后，生存与栽培环境发生很大变化。作为重要的感温作物，在中原地区如果继续实行春播，即使水肥栽培条件非常适宜，小麦的生长也会一直停留在分蘖丛生的状态，不能完成抽穗结实的生命周期。唐代小麦向岭南地区发展时也遇到类似情形，因为“广州地热，种麦则苗而不实”[15]。中原地区大概只有秋、冬、春季的相对温、湿度与小麦原生地的情形比较接近，汉唐期间中原农区利用小麦苗期的耐寒特性，利用冬季低温期逐渐普及与推广了宿麦。这样的“反季节”种植，充分反映了先民的智慧。宿麦栽培是适应中原自然条件进行的重大技术改造，也是小麦在中国扩张最具有革命意义的一步[16];二是加 工技术的进进。尤其是石转磨(除)的发明，成为促进麦类种植业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小麦由于种皮坚硬，“粒食”品质比不上粟、稻。而把小麦加工成面粉后， 其食用品质则大大改善。由“粒食”转变为“面食”，小麦在五谷中的地位迅速上升。此前的中国农业虽然有南北地域之异、水旱类型之别，但粟、稻或粥或饭基本 上都以“粒食”为主，故主食餐饮方式并无根本区别。中国南北餐饮方式的分异，在很大程度上与北方麦类作物的发展相关。三是多熟制的需求。中 国北方自农业起源以来基本以春种秋收的秋熟作为主，一年一熟的种植制度存在很大缺陷，若遇灾害则有劳而不获之虞。麦类作物尤其是宿麦在汉唐之间的推广与普 及，在很大程度上是出于对中国北方既有种植制度的补充与完善。《淮南子》提到“东方”宜麦，这是对黄河中下游洪水频发地区自然与生态环境充分评析后得出的 正确认识。宿麦秋种夏收，播种时洪期已过，且有淤积肥田之效;收获时洪期未至，防灾救灾作用明显。

　　文化接纳。著 名农史学家石声汉教授曾对域外引种作物名称作过分析，认为凡是名称前冠以“胡”字的植物，大多为两汉两晋时由西北引入;凡冠以“海”字的植物，大多为南北 朝后由海外引入;冠以“番”字的植物，大多为南宋至元明时由“番舶”引入;冠以“洋”字的植物，大多由清代乃至近代引入的[17]。虽然以胡、番、海、洋概括出不同引入路径以及时代特征，但在文化上并无若干轻鄙的含义。

　　我们经常以保守、封闭概括农业文化的特征，但中国作为一个古老的农业大国，却从来没有在作物引种问题上保守、封闭过。中国人在作物引种方面的开放精神与博 大胸怀，实在令人赞叹，很有些“拿来主义”的意味。尤其是汉唐以来我国的作物在“拿来”中变得更加多种多样、丰富多彩，不仅突破了传统五谷、五果、五菜的 既定范畴，也极大地丰富了中华民族的生产、生活内涵。《诗经》中有“贻我来牟，帝命率育”的记载，周人视小麦、大麦“天所来也”的祥瑞之物，以欣悦的心态 接受了这种他们并不太熟识的作物。有关苜蓿与葡萄，《史记·大宛列传》载“汉使取其实来，于是天子始种苜蓿、蒲陶肥饶地。及天马多，外国使来众，则离宫别 观旁尽种蒲陶苜蓿极望”。因苜蓿颇具绿化、观赏价值，时人或有“怀风”、“光风”、“连枝草”之谓，在《四民月令》中亦作蔬菜栽培。葡萄栽培和酿酒技术引进中原后，葡萄酒成为享用的珍品。扶风孟佗字用一斛葡萄酒贿赂宦官，被任命为凉州刺史。后人感慨“将军百战竟不侯，伯良一斛得凉州”，可见葡萄酒诱人的魅力。至于王翰“葡萄美酒夜光杯”的名句，更为脍炙人口。盛唐长安的胡姬酒肆备受文人雅士青睐，成为雅集聚会的必去之处。石榴，张骞出使西域从安石带回，故称安石榴。潘岳《安石榴赋》中曰“千房同膜，千子如一，御饥疗渴，解醒止醉”，在俗文化中石榴是“多子多福”的象征。棉花，“自古中国所以为衣者，丝、麻、葛、褐四者而已…宋元之间始传其种入中国，关、陕、闽、广首得其利”[18]。“车转轻雷秋纺雪，弓弯半月夜弹云”[19]，中国耕织文化的内涵缘此发生了根本变化，棉花成为“衣被天下”的主栽作物。玉米由美洲传入中国后，民间有“玉麦”、“鱼麦”、“珍珠米”、“御麦”、“珍珠笋”等俗名别称，充满爱意。中 国古代五味中有辛无辣，辣味是引种美洲作物之后出现的。由辣椒引种而改变了中国饮食文化中传统的五味构成，足见其影响之巨。辛辣文化在中国普遍流行，辣椒 不仅仅被越来越多的人食用，而且也赋予豪爽、刺激、热烈、干练等文化内涵。辣椒的形象对于中国人来讲，也开始意味着红火、丰收、喜庆，在重大节庆期间辣椒 形象装饰品备受国人欢迎。[20]

　　历史时期域外作物的引进，对中国农业发展、社会进步的作用是不可估量的。域外引种作物的本土化，是指引进的作物适应中国的生存环境，并且融入到中国的社会、经济、文化、科技体系之中，逐渐形成有别于原生地的、具中国特色的新品种的过程。域外引种作物的本土化，强调、突出了引种作物在中国的动态转化过程，它既包含域外作物适应本土的过程，也是本土农业系统接纳与包容域外作物的过程。二者殊途同归，在客观上都促进了历史时期中国农业的自我更新与发展。历史时期域外引种作物本土化的经验与教训，对指导当今和未来农业科技文化的引进与交流具有重要的史鉴意义。

　　①美·劳费尔著，林筠因译《中国伊朗编》，商务1964年，第9—10页。

　　[①] 《中国农业科技史稿》，农业出版杜1989年版p214，p347;

　　[②] 《中国农业科技史稿》，农业出版杜1989年版p23;

　　[③] 《礼记·月令》郑玄注;

　　[④] 《旧唐书·杨炎传》;

　　[⑤] 王夫之《噩梦》;

　　[⑥] 李树岭、赵玲《农业气候相似原理与农作物引种的气候诊断方法》，黑龙江气象，1999年第2期

　　[⑦] 《晏子春秋·杂下之十》;

　　[⑧] 《齐民要术·种蒜》;

　　[⑨] 《王祯农书·地利篇》;

　　[⑩] 李时珍《本草纲目》引苏颂《图经本草》;

　　[11] 《齐民要术·种谷》;

　　[12] 梁家勉《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史稿》，农业出版社1989年版，p118;

　　[13] 《晋书·食货志》;

　　[14] 樊志民等《尹湾简牍宿麦面积资料的农史透视》《中国文物报》1997年5月25日第三版;

　　[15] 刘恂《岭表录异》;

　　[16] 曾雄生《论小麦在中国之扩张》，《中国饮食文化》,vol.1,no.1,2005;

　　[17] 柯继承《植物中的‘胡海番洋’》，《石声汉教授纪念集》p63;

　　[18] (明)丘?《大学衍义补》;

　　[19] (南宋)艾可叔《木棉诗》;

　　[20] 蓝勇《生活在辣椒时代》，《中国国家地理》2005年1期p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