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农民的耕读情结―“留下我们的记忆”之二
儒家有“耕也，馁在其中矣;学也，禄在其中矣”[1]的说法，似乎把耕与读看作是矛盾的东西。但是在中国传统农业社会里，耕与读却得到了完美的结合。在传统社会各阶层中农民无疑是受教育层次最低的，但是他们又是最重视教育的群体之一。“耕”是农业社会最基本的物质基础，而“读”是格物致知、修身养性的最有效方式，在中国农村地区的门宅的匾额上，常可见到“耕读传家远、诗书继世长”等字样，显示了主人耕作不忘读书的生活习惯和人生追求。
幼年家贫，常有辍学之虞。是父母的坚持，让我跌跌撞撞地完成了由小学到高中的学业。当时读完中学也要上山下乡，虽然狠批“读书无用论”，但一般农民很难看出读书有何用场。待后来恢复高考，上了大学方才体悟到先辈当初的良苦用心。
一 村名雅俗
大概由于社会、经济、文化甚至民族因素的缘故，历史时期陕北的地名命名大多具有随机性。常见的是居民姓氏加上自然地形特征以为村名，如某家塬、畔、沟、 湾、砭、梁、屹崂、崾岘等;也有姓氏加上历史时期的军事、交通遗迹而形成村落，如某家城、寨、镇、堡、驿等。以姓氏加自然或人工地形为地名，或许是地里命 名的初始形态，但是它保留的历史文化信息往往值得注意。如历史地理学者通过对带有城、寨、镇、堡、驿的地名的统计与分析，可以对古代军事与交通形成某些新 的认识与见解;民族史研究者通过对非汉族姓氏村落的统计，或许可以对历史时期少数民族分布状况有所了解。
然而我的故乡却命名曰居生，显然不合上述范例。赋于某种含义的村里命名或属地理命名的高级形态，亦与某位先祖粗通文墨相关。《孙膑兵法》是先秦的军事著作，谈到“险易必知生地、死地，居生击死”;佛经《俱舍论》偈颂有“本有谓死前，居生刹那后”之谓;李朝《中宗实录》 讲到少数族的生产方式时，指出“非为恒居，只设农幕，往来居生” ;元陆文圭《词源跋》曰：“淳佑、景定间，王邸侯馆，歌舞升平，居生处乐，不知老之将至”。先祖们未必查阅过相关典籍，也许是基于安居久远、生生不息的良好祈愿，以寄托中国农民最基本、最淳朴的生存追求。
幼时嬉戏游玩于宗族牌楼间，除有感于石雕精美巍峨外，尤对廊柱间“脉衍柯山凝瑞气，岸临洛水起祥光” 的楹联留下了深刻的记忆。赞叹居村野竟能见如此手笔，而柯山、洛水又是年少的我唯一见知的大世界，对蕞尔居生和大好山河平添几分敬重。以不愧对洛水、柯山 之英名相砥砺;以能写出与先祖一样的美文相自勉，我竟沿着读书为学之路不知疲倦地走离家乡、走近知天命之年。实际上所谓瑞气祥光之灵毓只是人们美好的愿望 而已，但是它所具有的鞭策作用不容忽视，想来我的祖辈中类我经历者当多。日积月累的努力、世代相继的勤奋，其结果便是居生村在四邻乡镇中颇有名气。居生村 以“财东多”、“ 给公家干事的人多”而为远近所仰慕。所谓“财东多”，反映的是居生村民的农业生产、生活状况要相对好一些。而所谓的“给公家干事的人多”，反映的是受教育 后由农业社会进入另一元社会的人要多一些。耕读传家是中国农民朴素的理想追求之一，不曾想竟在乡野居生得以印证。
二 基于生存
农村把不识字的人称之为“睁眼瞎”，它给生产与生活带来的不便是显而易见的。小时候经常接受“忆苦思甜”[2]教育，似乎都有过控诉地主阶级利用贫苦农民不识字而在借贷、抵押、买卖契约上做手脚的事，到最后吃了亏却投诉无门。这里虽然有把个别当一般之嫌，但是它却反映了农村各阶层受教育的不均衡性。
中国古代农村多有私塾、义学之设，私塾有塾师自己办的教馆、学馆、村校;有大族富户自设的家塾;有宗族或村民集资或捐地兴办的村塾;而义学则指官府、宗教界或有识之士设立的免费蒙学机构，聚集孤寒，延师教读。如此说来农村的初级教育资源似乎并不短缺，但是农村孩子何以学有所成者甚少?这或与一般农民对读书的需求层次有关。一般农民对于子女受教育并不具有太高的期望值，以能应酬生产、生活中必要的往来与计算为限。在 不具备一定的劳动能力之前，家长将孩子送进学堂，与其说是接受教育倒不如说是省却管护之劳。当孩子逐渐长成以后，耕与读在时间上的矛盾与冲突则逐渐显现出 来了。虽然“学也禄在其中”，但毕竟是来日的事情;而耕所获致的收益则是立竿见影的。基于学习的非功名性，农村人对读书识字的基本态度是“放羊娃拾酸枣 ——能拾几个是几个”。大多数农村孩子都是接受几年蒙学教育后又世守世业，“农之子恒为农”[3]了。
朗朗晨读是农村学堂常见的景观之一，但能随声附和者多而依字句指读者寡，农民谓之“读天书”。甚或有通背全文，指读却一字不识者。这一现象，可能和旧式教育的“读识”方法有关。繁体字、文言文对初入学堂的儿童而言，既不易认写、亦难解其意。若遇冬烘塾师，只有通过熟读且待长成以后自识其字、自解文意。有笑话曰，某名士过乡塾，闻学童书声朗朗，细听之为“临财母狗得，临难母狗免”。原来误将《礼记·曲礼》中“临财毋苟得”之“毋”为“母”、之“苟”为“狗”了。于是乎便有了“礼记一篇无母狗，春秋三传有公羊”的谐联。不过史有“半部《论语》治天下”的说法[4]，农村孩童幼年有限的走读、听读、甚至玩读的经历对中国农民而言也还是非常重要的。家严出生于清朝末年(1909年)， 他的童年是旧学、新学并存的时代。他不识字、不会写字，从严格意义上讲当为文盲。但我的学前教育多蒙家父的教诲，他教我诵背《三字经》、《百家姓》、《千 字文》的相关篇段、讲历史故事、教九九乘法口诀，甚至能逐句讲解总理(孙中山)遗训。他给我讲王莽撵刘秀的故事，让我知道了“黎明前的黑暗”这一自然现象 及其蕴含的哲理。他以“香九龄，能温席”、“融四岁，能让梨”引申到二十四孝等故事，教育我们要尊敬长者、学会礼让。由于小孩不知晓的东西太多，难免不分时间地点问这问那，他教训我曰“食不语，寝不言”。待后来读了一些书，方知这样的话源自儒家经典《论语·乡党》，不由得对终生务农的老父亲刮目相看。问及何以知此，他说是幼时在塾里玩耍时耳音所记。
掌握简单的算数知识，在日后的经济交往与生产生活中多能派上用场。大 概是农家出身的缘故，我至现在都很反感视农民若“愚民”，其实农民是很精灵的。人或动物界有一种生理补偿现象，如盲者的听觉、哑者的视觉、聋者的触觉都在 某种程度上弥补了他们的先天不足。农民虽然不识字或识字不多，但就是从学堂里听来的那一丁点东西，往往在他们那里得到了充分的利用。不识字的人无法笔记所 经历或者发生的事情，但是强化的记忆训练，可以使他们有过目耳闻不忘之能。他们甚至可以以简驭繁辅助记忆，我曾亲历铜钱(或黑豆)计数之神奇，其法是横置 数枚(粒)铜钱或黑豆以代表个、十、百、千位，然后各竖刻10格。加法是低位满10高位下移一格为二;减法是低位满10高 位下移一格为九。计百以内数者则仅需两枚(粒)、千以数则需三枚(粒)，以此累进以至于无穷。农村粮草入库、砖瓦搬运诸计件付酬劳务甚多，此法简单直观常 被用及。农村亦有不识字而算盘打的非常精熟的能人，加减乘除运算近乎技艺表演，以至于“三下五去二”成为农村办事快速、干练的代名词。
《三字经》等蒙学教材在儿时或仅有识字、知事之用，待到成年渐解其意以后，它的教化功能可能会享用终生。“礼失而求诸野”[5]，中国传统农民基本的行为准则、道德规范与价值取向很多或源于儿时诵读之启蒙读物，《三字经》等对中国农民的道德养成之功不可小觑。在中国农村无论贫富都比较关注对下一代的教育，“养不教”[6]是很重的话头，若得此恶评则意味着某家族的门风败坏了。中国农民把对孩 子的培养与教育，看做是振兴家业、实现自己未竟之志的寄托。他们在供养孩子读书的问题上，往往有着超乎寻常的韧性与耐力。只要孩子愿读书、能读书，即使 “砸锅卖铁”也在所不惜。有的家庭对孩子道德品行的养成，甚至会达到苛严的程度。我幼时性情与身体都比较柔弱常受玩伴欺负，但回家哭诉受斥责的总是我;如果是确实犯了错、做了坏事，家法教育则让人不寒而栗，为此甚至对父母心生怨恨。但我也由此学会了反省、约束自己的习性，也逐渐理解了父母的良苦用心。时届中年，双亲已逝，回味最感亲切的不是对我的夸赞而是对我的惩戒。古有伯俞泣杖[7]之叹，所泣者非痛也乃母之力不能使痛也，而我今生今世再也没有这样的机会了。《三字经》有十义，谓之曰“父子恩，夫妇从，兄则友，弟则恭;长幼序，友与朋，君则敬，臣则忠”，是中国农民为人处世的基本准则。这些道德规范对内可以保证家庭和睦，对外可以营造和谐有序的社会环境。 “家和万事兴”，由于减少不必要的内耗，而带来的必然是经营绩效的提升。“乡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8]，则在中国农村形成了联合应对各种风险的利益共同体。传统农民虽然对家国关系说不出什么大道理，但是世传的某些规则他们还是懂的。上世纪某些自然灾害与困难时期，粮食短缺。个别年轻人私议不缴公粮，老年人则曰什么事皆可为，唯“皇粮国税”不可抗。对于聚族而居、安土重迁的中国农民而言，是否具有良好的家庭与社会关系，不仅是伦理道德建设的需求，而且也是基本生存的需求。
三 富而教之
《论语·子路》记述，孔子适卫，感叹道：“庶矣哉!”冉有问：“既庶矣，又何加焉?”答：“富之。”再问：“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圣人与弟子递进式的问答，将“教之”置诸于治国安民的高端地位，反映了儒家对教化的重视。
耕读传家作为一种教育理念，更多地体现在农民对子女教育的关注。在中国传统农村，大概只有当生活超过温饱水平后，老百姓才会比较认真地考虑后代的正规教育问题。我的祖上俗称村西“后院家”，数孔砖窑依北塬而建，东、西向各有厦房数间，院中数间大房乃F氏祠堂所在，并将前后院落隔开形成不同的生活功能区。近代以来虽稍显破旧，但基本规模尚存。1949年 以后我们家被划为中农成分，大致属于当时的“小康之家”。自耕农阶层虽无维持基本生存之虞，不过仍然难以满足儿孙的全部教育需求。父辈兄弟五人中，只有一 人进了学堂，其余依旧为文盲。自耕农是个不稳定的社会阶层，能者升华，不肖者瓦解。我们可以经济指标考量其绩效，可以教育指标判别其雅俗。自耕农对子孙教 育的关注与重视，一方面表现为随着家业的成长，既有的经验与方法已不敷所用，需用知识与理性去科学的经营与管理;另一方面则着眼于长远，逐渐过上兼顾物质 与精神情趣的生活。父辈虽有入庠序者，但并未取得功名。不过由于识文断字的缘故，颇受乡里敬重。受此影响，F姓后辈在读书方面颇为努力，风气为之一变。
“贫生盗，富生淫”，富裕具备了教之的物质条件，但也增加了教之的难度。父辈艰辛创业而子孙骄奢淫逸，以致家业破败者不在少数。富而教不可缓，在中国农村既是一种理念追求，也是一道现实命题。ZH姓乃村中有财力者，就总体而言受教育程度相对要高一些。 但他们也因价值取向与发展路径不同，而分化成不同的地主类型。有由财富而士绅化者，很快脱离了村野土财主窠臼，可谓“仓廪实而知礼节”。他们粗通文墨、志 存高远，一般不再单纯追求财富增长，而注重文化内涵之培育、关注道德品行之养成。凡有余财，内则投诸子女之蒙训，外则接济贫困，赢得社会的广泛赞誉。村中 有号“老九”者，子女不论从事何种职业皆要识文断字。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甚至将子侄二人送往延安入读抗日军政大学。这些人因为没有积怨且子女多在“外头 干事”，故虽世事变异所受冲击不算太大。亦有埋头农事，以勤谨节约而追求财富增殖者。这些人颇类西人葛朗台，虽富可敌国，但于衣食却极其吝啬，视教育若奢 侈事业。无数钱粮如《史记·平准书》所述，“贯朽而不可校”;“ 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废弃陈粮恐遭唾骂，故每逢夜深人静时常偷运至“马房”(饲养室)用以代土垫圈。土改运动时，政府组织几十头骡马由ZH家 驮运粮食，竟数月取之不竭。这些人比较多地保留了传统地主的色彩，一般不交结权贵，故不得荫庇;亦不重视子女教育，后代愚钝者居多。虽勤谨如此，但能世守 其富者少。每遇风吹草动往往成为各方侵渔对象，子女之贤与不肖成为决定家业兴衰的关键因素。亦有因经济而追求政治权势者。他们最初是筑城堡、购兵器以保护 家人财产安全，后来乘时势动乱以财富相号召，组织队伍、武装形成地方势力。ZH姓中有排行老七者曾在军队当过连长，回乡后组织民团自任团长。这些人凭借实力交通四方、威震乡里，甚至可以在一定时段内庇佑村民不受外来黑势力欺凌。但是作为异己力量终不能为国家政权所容，最后往往成为被收编或镇压的对象。
“富而教之”，是中国传统农民可持续发展的理性选择。耕读传家是中国农民世代追求的崇高理想，是中国传统家庭的核心价值理念之一，奠定了中华文明全方位发展的物质、文化基础。
四 赢得尊重
耕读传家同时又是一种渗透于乡村社会的人文意识与生活方式，耕可致富，读可养性。 一个成功的耕读之家，往往也能成为乡里农家的表率、能够得到足够的尊重，这是中国传统农民践行耕读的精神动力。
中国传统农村普遍受大家尊重的知识分子，有宗教人士、教书先生、民间医生和乡村干部等。道家建观、佛家修寺，多选高仰清静之地以供奉神灵。庙堂建筑之巍峨增加了信众的崇敬与神秘感，而颂经布道也是传授信仰与知识的方式之一。居生村西高 地有一寺院，面积数亩，依塬南向筑窑四孔，其上叠建神庙数间，沿阶可登顶礼佛、揽胜。大雄宝殿依坡形地势而建，后平前高、形势巍峨。环殿四棵需数抱才能合 围的巨楸，说明该寺院已有相当年代。殿前远处有东西两阙，西阙建一神庙，供奉那路神仙已不知晓;东阙建筑己坍，一棵老梨树独生高处。每当梨花盛开的时节， 远望如团雪、似锦云，成为一道亮丽美景。村中邻寺道路以“释迦(寺家?)坡”命名，周围田产亦归寺院所有。有曰“寺背后”者，是以其方位名命寺院田产。另 有一条与寺院隔沟相望的山梁，称之曰“多罗嘴”;寺侧一块宽阔塬面，则叫做“善伙”。何以用如此怪异而不知所云的名称命名这些近寺土地，曾让我百思不得其 解。后来接触佛经，方知多罗、善伙皆佛教用语。多罗乃梵文Pattra的译音，亦译作“贝多罗”;善伙见诸《净慈要语》，“然虽修念佛三昧，而福德不具，善果难成。故必广修众善以为助因，众善伙矣，而慈行其首也”。后来寺院虽已改做学堂，而相关地名却依然在村民中口耳相传，此亦佛法无边之一例。居生村F、ZH二姓宗族活动，多在各自祠堂进行，但凡涉及村务必在村西寺庙集会。一藉场地宽敞、二请高僧主持、三祈神灵见证，故虽姓氏各异、贫富有别，倒也没有发生过比较严重的矛盾与冲突。
近代以来，居生村的寺庙田产渐成校舍学田，经历了由求神到求学的变化，村民也把对宗教的信奉转化为对知识的尊崇。笔者幼年时课读于兹，曾以欣赏梁柱墙壁间隐约可见的宗教绘画为乐;高中毕业后又授业于兹，曾以方丈、主持之庵堂作为休憩办公场所。一般农民对宗教人士多怀敬畏，这或与宗教的神秘性以及关注往世来生有关;相形之下和教书先生之关系则更显亲近些，这是因为孩子交由他们教育，甚至逢年过节楹联、婚丧嫁娶执事、往来账目清算都要用到知书达礼的教书先生。
民间医 生是指“半农半医”的农村医疗人员，早期主要是中医，近代以来西医逐渐增多。这些人一是来源于医学世家，掌握某些世传偏方、秘方者;二是读书人自我研修医 学典籍而渐懂医理者;三是杂揉医巫之术，侧重于心理调适与精神安慰者。宗教与教育人士固然受尊重，但乃不及民间医生地位，因为他们是生死攸关之人。民间医 生整体水平不敢枉评，但确有医术高超者。幼时见一村中老者下腭脱臼，请了许多大夫推拿复位不果。老者无法进食、涕涎纵横，痛苦万状。某村医让患者仰头撒些 许芥末粉入鼻，几个喷嚏之后，下腭神奇地自动复位了。村中一ZH姓青年颇有国学基础，解放后因家庭成份在乡务农，农暇研修陈修园医书而成医生。由于普受悬壶之惠，日后凡遇政治运动村民甚至干部都会对他有所保护。在阶级斗争与专政理论盛行的年代里，避过了一些不必要的批判与冲击。
乡村干部。早在1899年，明恩溥在《中国乡村生活》一书中提到“乡村头面人物”[9]， 即指那些活跃在乡村社会、对乡村社会具有实际控制力的乡村精英阶层。在文盲占大多数的古代乡村社会，具备一定的知识和管理能力是乡村精英阶层获得某些权利 的资本，也是他们获得乡民敬仰和尊重的必要条件。这些人在与官府的交往中，经常涉及征收赋税、派遣徭役、迎来送往等公干。在对乡村基层社会的治理过程中， 也涉及经济账目、规约落实、公文办理等事务。但是在以土地私有制为基础的传统社会，乡村精英除却自己和家族的田产外，可供控制与支配的资源毕竟有限。近现 代以来，随着合作与集体经济的发展，农村基层干部的行政与管理职能进一步强化。要求农村干部具有较高的政治素质、懂科学、有文化、善经营、会管理，不识字 的人很难承担起这类事务。知识化的农村干部队伍，成为乡村精英的中坚力量，而大学生村官的出现则显现出当代中国农村发展与变革的时代特色。
五 功名追求
中国传统农民虽然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他们同样有着强烈的功名欲望，而改变身份与地位的办法不外乎文武两条途径。
抗争与造反。中国古代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以其次数之多、规模之大而为世界所仅见，成为历史研究中最为瞩目的课题之一。以往的农民战争史研究比较多地关注了农民阶级所遭受的经济剥削，而忽视农民了的心理、文化乃至社会政治诉求，或为重要缺憾之一。传统社会的重农抑商与轻徭薄赋政策，体现了比较浓郁的农业产业优先与农民利益保障原则，是中国古代农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因素之一。尤其是两 税法改以资产多少为计税标准以后，“户无主客，以见居为簿”;“人无中丁，以贫富为差”。没有田地和资产之丁户即不为赋税征稽对象，体现了赋税和赋税负担 能力更相一致的原则，具有一定进步意义。以资产为计税标准，主要是针对有产阶层的，它证明了国家机器所具有某种利益调节功能。客观地说除了秦王朝以外中国 的农业税历来是比较轻的，如果是地租剥削较重，那它反映的是地主与农民之间的生产关系，不可能直接上升为农民和国家政权之间的矛盾与冲突。中国的农民起义 与农民战争，应当在经济要素之外另有他因。三代以后随着身份规定性制度的式微，形成了社会经济发展的竞争机制。能者升华不肖者瓦解，在客观上促进了地主阶级的新陈代谢，也使得普通老百姓具有强烈的财富与地位追求意识。陈胜吴广“王侯将相宁有种乎”、“苟宝贵毋相忘”的呼喊，既见其“鸿鹄之志”又反映了下层普通民众的共同心态。陈胜吴广在适戍渔阳的过程中遇雨失期，按秦朝法律应处死刑。在“亡亦死，举大计亦死”的非常情形下，产生了干一番事业(“死国可乎”与“死即举大名耳”)的想法。刘邦是陈胜事业的践行者，由平民而登上皇位，找到了一条“(刘项原来)不读书[10]”而追求功名的捷径。大概除了朱元璋、李自成外，中国古代的农民起义领袖似乎都多少识一点字。黄巢出身盐商，他曾几次应试但皆名落孙山，于是他满怀激愤地写下了《不第后赋菊》诗：“待到秋来九月八，我花开后百花杀。冲天香阵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洪秀全生于耕读世家，村中父老指望他考取功名光宗耀祖。受屡次乡试落选之打击，最后走上造反的道路。二 十世纪上半叶的中国革命是以农民为主体的革命运动，是由数千年来中国土地矛盾的总爆发。对于这场革命，农民各阶层有着截然不同的态度与认识，毛泽东同志曾 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有过精到的分析。阶级分析的方法，是立足于阶级整体利益的基本判断。但是一般贫民的革命动因，更多的是对现实的不满或具体的 利益诉求。对革命理论与制度变革有着较为深刻认识与理解的，往往却是有财力接受教育的知识阶层。中国革命早期的精英与领导阶层，真正出身于贫民的并没有多 少。在居生这样的小村落里，也存在类似情形。虽然毗邻陕甘宁边区，但是F姓农民参加革命的却比较少，这或与广泛存在的自耕农阶层有关。他们的生存状况，还没有达到要揭竿而起的地步。倒是ZH姓富户有二人入读抗日军政大学，其中一人解放后担任军队中高级职务。六十年代初携妻儿回乡省亲，各级政府精心安排接待，场面颇为热烈隆重。虽然不以成败论英雄，但在中国毕竟有“成者为王败者为寇”的说法。农民通过造反以改变身份地位的风险还是很大的，统治阶级对于异己(端)力量的反攻倒算务以斩草除根而后快，所以这一路径的选择往往是迫不得已而为之。
科举取士。先秦实行分封制度，各阶层依照血缘，“世卿世禄”。汉朝采用察举制与征辟制，前者是由各级地方推荐德才兼备的人材，后者是中央和地方官府向社会征辟人才。由于察举、征辟缺乏客观的评选准则，时有荐察者不实的弊端。故时人语曰：“举秀才，不知书;察孝行，父别居。寒清素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11]” 。魏晋南北朝时期实行九品中正制，它上承两汉察举制，下启隋唐之科举，自曹魏至隋唐约存在了四百年之久，在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九品中正制本来是按照家世、道德、才能的标准评议人物。但由于门阀世族把持了官吏选拔之权。才德标准逐渐被忽视，家世则越来越重要，甚至成为唯一的标准，以至于“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12]”。 为改变这种弊端，隋始用分科考试来选举人才，至炀帝时正式设置进士科。应试者策试经义与时务等内容，按考试成绩选拔人才。自隋至清末科举制度实行了一千三百多年，对中国古代的社会结构、政治制度、教育体系、人文思想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 [13]”，科举取士开启了百姓之家实现自己理想与目标的一条通道，是耕读传家追求的最高境界。科举制度一方面建立了一个良好的人才吸纳体制，故唐太宗有“天下英雄尽入吾彀中[14]”之谓。国家的名臣能相栋梁之中，经由科举制度选拔的当不在少数;另一方面它满足了人们的趋上性心理、机会均等诉求，通过理性竞争而建立起不同社会阶层间的沟通交流机制，在某种程度上减少或化解了不必要的反差、矛盾与冲突;还有科举对于知识的普及和民间的读书风气亦起了相当的推动作用，在客观上强化了中华思想文化的凝聚力和向心力。
现 代社会是以城市文化为主导的时代，而古代是以乡村文化为主导的时代。我们这些所谓的城里人，实际上往上追溯三代，大概都是乡下人。这是因为传统社会的城市 主要侧重于政治与军事功能，除了经营商业性的市民为常住人口外，一些官僚在离任或卸任以后仍回乡村居住。中国传统乡村社会中的精英阶层[15]既包括生活在乡村社会中的具有官僚身分的卸任、离任官员，也包括在外当官但仍对本籍乡村社会产生影响的在任官僚，还包括有功名而未仕的举、监、生、员等以及在地方有权有势的无功名者。他们构成传统乡村社会“士”的阶层，并且稳居“四民之首”。居生村南ZH氏祖坟前建有一座巍峨的牌坊，陵区精美的石雕亦曾为方圆数十里有名的景观之一。据说牌坊是为ZH氏 姻亲状元张井所修，清嘉庆年间科举大考前数日，皇帝梦见河决漫溢、堵塞乏术。忽见地开一孔尽纳洪流，民得安居乐业。占梦者谓考生中当有治河奇才，可为经理 河工。时中部县(今黄陵)举子张井恰在应试之列，因名姓与地开纳流梦境相符合，于是高中头榜并负责治河事宜。陕北譬若化外之地，有状元以“破天荒”，九族 邻里感到莫大荣光。居生ZH姓因与黄陵张氏联姻(张井姑母家所在)缘故，亦沐恩泽。ZH氏 于十余里外仙姑河谷精选石材，投入大量人力、物力、财力以建功德牌坊。据父老言，石材搬运之日人山人海，每百余步即有茶饭供应点，甚或过往路人亦得就食。 张井清史确有其人，初授内阁中书，后改授广东乐会县知县。嘉庆帝特命改为河南正阳县加知州衔。后迁为许州、直隶州知州。奉命协助办理黄河马营坝合龙工程， 署为汝宁知府。道光年间以三品衔署为河东河道总督、授河道总督兼漕运总督。张井著有《二竹斋诗文集》，我因水利史而研读过其有关奏折、诗文。据说张井省亲途遇姑母，滚鞍下马倒头便拜，老太婆当时受惊落马而逝。民间有龙王崇拜习俗，平凡百姓受用不起治水官吏礼拜，ZH孺人大概是犯了这方面的忌讳。ZH氏斥巨资以建牌坊，其本意或在于拉近张、ZH两姓关系。但随着姑母弃世，彼此间的来往走动亦日见稀微，结交权贵以图荫庇的祈求也就落空了。ZH氏 陵区石雕文革期间亦遭破坏，平整坟地时出土墓志一方，墓主名讳已忘，但“赐同进士出身”、“翰林院待诏”等文字却记忆犹新。中国人对已逝者常以溢美之辞寄 托哀思，想来即使“赐同进士出身”者也不会出现在我们这样的小村落，但是它表达的某种祈愿或追求或是值得肯定的。相较与周围村镇，居生人对于子女读书有着 别样的认识，凡有一二好读书者必成邻里楷模，争相仿效形成风气。于是近代以来在外边工作或上大学的就相对较多一些，素来被认为是文风较为浓郁的地方之一。 除了个体的天资与努力外，良好的读书环境与风气或是重要因素之一。
西人马斯洛有“基本需求层次理论”，并以此成为著名行为科学家。将人类需求象阶梯一样从低到高，按层次逐级递升，揭示了人类普遍的追求规律。中国农民可能 并不知晓马斯洛，但是他们的耕读情结却与马氏理论不谋而合。问题是，耕读传家是他们千百年来的孜孜追求，而马氏理论才是上世纪四十年代提出来的。
2011-9-18成稿
[1] 《论语·卫灵公篇第十五》
[2] “忆苦思甜”，是二十世纪六、七十年阶级教育的形式之一。经常请老贫农向青少年讲述旧社会的苦与新社会的甜，或者是押解地主恶霸到场进行批斗。
[3] 《国语·齐语》;
[4] 罗大经《鹤林玉露》卷七;
[5] 班固《汉书·艺文志》;
[6] 《三字经》;以下凡引《三字经》者恕不一一标注。
[7] 刘向《说苑》;
[8] 《孟子·滕文公上》
[9] (美)明恩溥《中国乡村生活》，中华书局2006年版，P178;
[10] 章碣《焚书坑》
[11] 《抱朴子外篇·卷二审举第十五》;
[12] 《晋书·刘毅传》;
[13] 高明《琵琶记》;
[14] 《唐摭言·述进士上》
[15] 孔飞力《中国帝国晚期的叛乱及其敌人—1796-1864年的军事化与社会结构》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