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家学说与农耕文化
庄子曾称颂关尹、老聃为“古之博大真人”[①]，他们对道家学说的形成具有开创与奠基意义，而这一切皆缘于在河南灵宝的函谷关的奇遇。希望“函关论道·太初诵经”能弘扬道家学说，办成道家学术研究的品牌活动。我们想就道家学说与中华农耕文化之关系予以申论，敬希方家指正。
一 、农蕴诸学
农业是古代社会的决定性生产部门，在传统农业发展过程中形成的中华农耕文化奠定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这一文化不仅是农村的文化、农民的文化，“而且也是城市文化，官、商、兵乃至知识分子的文化”。它历史久远，内涵丰富，贯穿古今，渗透在各个领域。以至于在今天我们仍能“处处都感觉到它的存在和影响”[②]。农业的自然与社会再生产兼备的产业特点，又是人类认识和了解自然与社会的基本对象。早期的科技与哲学，多源诸于人类的农业生产活动。
如果说三代是中华农耕文化的特质形成期，那么春秋战国则是中华农耕文化的多彩表达期。在剧烈的社会、经济、文化变革进程中，社会各阶层都力图表达各自的见解、理想与追求，这是诸子勃兴、百家争鸣的时代背景。
战国诸子学说，受农耕母体文化之滋养，都不同程度地重视或强调农业。“重农思想贯串着二十世纪以前中国的经济思想史，无论任何学派或任何历史阶段均系如此”[③]。儒家主张规范农业社会运行模式，施行德政、仁政，以建立良好的社会秩序；法家的耕战政策、本末思想，无不以重农为治国之要；墨家贵俭、兼爱、尚贤、非攻，充分反映了独立小生产者的利益与思想；兵家专言军事，然委积不多则士不行、器用不备则力不壮，视农业为支撑战争的必要物质基础；农家以农立学，他们或申君民并耕、市价不贰之道，或重耕桑足食、经验技术之器，属真正反映农业生产和农民思想的学术派别。相形之下，人们对道家与农业的关系知之甚少、识之不深，甚或忽略、不屑于这一方面的研究。
我们要说的是：一方面中华农耕文化对于道家的自然与社会观的形成曾经产生过重大的作用与影响；另一方面先秦道家学说又丰富了中国传统农业的某些基本原则与指导思想。农业与道家关系之密切，甚或超过了任何诸子学派。
二、道亦识农
在传统农业社会里，人们的认识与思维方式也必然受着农业社会的深刻影响。先秦诸子中，唯道家是“参天地之化育”而又充满哲理的大学问。道家与诸子的最大区别是直接从天道运行的角度研究自然与社会问题，抽象、理性地阐释天道与人事变化的法则。道家遵奉的是自然之道，是大自然（包括人类社会）的运行秩序与方式。道家把注意力集中在对自然界的观察上，如果缺乏对自然界的认识与理解，想要把人类社会带入如儒家所期望的那种和谐状态是永远不可能的。道家独有的自然和人生领悟、形而上的深度观察与思辩特色，在我们看来很大程度上源于对中国传统农业的体察与认识。
有学者认为道家起源应为远古的隐士传统，可能并不是直接的农业生产者。他们虽然标榜“不出户，知天下；不窥牖，见天道”， 但老子曾经说过，“天下有道，却走马以粪。天下无道，戎马生于郊”。庄子曾为漆园吏，对农事甚至有比较深刻的体验。有名言曰：“昔余为禾，耕而鹵莽之，则其实亦鲁莽而报予。芸而灭裂之，其实也灭裂而报予。予本年变齐，深其耕而熟耨之，其禾繁以滋”[④]，成为一分耕耘一分收获的绝佳注解。而跳出具体农业活动从事的理性观察，使他们对农业可能有着更为深刻的认识与了解。试读《老子》一书中与农相关的若干文字，几乎都可以感受到他们对农事由感性到知性或理性的升华。水之为利害与农业生产、生活息息相关，道家对水的观察可谓细致入微。水可以弱克强，“天下莫柔弱于水，而坚强者莫之能胜，其无以易之。”；“孰能浊之以止”？必“静之徐清”，并由此引申出“清静为天下正”；而“上善若水”，则在于阐论水“处众之所恶，利万物而不争”的特性。对于动植物发育与生理的变化，道家注意到“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坚强。万物草木生也柔弱，其死也枯槁。故坚强者死之途，柔弱者生之途”。对于事物的发展，道家比较关注其初始阶段，“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层之台，起于累土；千里之行，起于足下”。而且强调“其安易持，其未兆易谋；其脆易判，其微易散。为之于未有，治之于未乱”。
道家应用的诸多概念也源诸于农业。有关考证表明“自然”一词始见於《老子》，“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天地人是农业生产的三大基本要素，天乃宇宙因素，“民以四时、寒暑、日月星辰之行知天”；地乃环境要素，“五谷之于地也，必应其类而蕃息于百倍”。 人乃主观要素，在于掌握自然规律，尽可能改变不利的环境条件，取得人类所需要的农产品，此乃农学三才思想之核心。《老子》一书常天地并称或天下连用，都以自然天(或包括人类社会)为含义，天并不具备至上的地位和神秘性。“飘风不终朝，骤雨不终日。孰为此者？天地。天地尚不能久，何况人乎？”道家亦常用阴阳概念，《庄子》曰“阴阳相照，相盖相治，四时相代，相生相杀”[⑤]。农业生产中的阴阳最初是指日光的向背，“相其阴阳，观其流泉”，是因地制宜进行农业生产的必要前提。
道家对社会的认识，也充满了对人民的怜悯与同情。其言辞间对百姓所受苦难之同情与关切，随时都能感受到。他们注意到战争对农业生产的破坏作用，“师之生处，荆棘生焉。大军过后，必有凶年”。 老子对统治者不顾人民死活,过着越来越奢侈的生活提出了批判。“朝甚除，田甚芜，仓甚虚。服文采，带利剑，厌饮食，财货有余，是谓夸盗，非道也哉”。老子的小国寡民思想，有人认为是消极的、倒退的，其实这是针对当时诸侯们广土众民的追求而提出来的。与无休止的攻伐、惨烈的战争破坏相比，道家宁愿“使民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远徙。虽有舟舆无所乘之，虽有甲兵无所陈之，使民复结绳而用”； 只有迭经灾荒战乱之后，人类方会体悟到争强与有为的害处以及休养生息的重要，于是老学原理的政治哲学观点遂被重视。“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甚至成为难以企及的奢望。马克思曾经说过，强有力的国家机器与繁重的赋税是同一概念。道家主张无为而治，也在于不过多地干扰人民的生产与生活、增加人民的负担。他们认为“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是以饥。民之难治，以其上之有为，是以难治。民之轻死，以其上求生之厚，是以轻死。”
三、藉农论道
老子讲“治人事天，莫若啬”，有人释啬为俭，我宁愿释为稼穑之事，因为老子亦有“是谓深根固柢，长生久视之道也”的说法。意思是说治理人事、奉行天道，没有比稼穑（农业）的原则更好的，说明农业生产的某些原理是道家学说形成的基础。
道家所倡导的无为观念，是对农业自然再生产特征的引申与发挥。人类的农业活动，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照料动植物而获得农产品的过程。人们可以创造良好的环境与条件，但是不能替动植物的自然生长发育。我们都比较熟悉揠苗助长的故事，虽为儒家亚圣孟子所讲，但是却洋溢着道家的理论气息，因为“揠苗者也非徒无益，而又害之”[⑥]。但是在人类的社会、经济活动中，我们看到的是过多的有为与干涉。道家认为应以自然为师，“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故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⑦]。近代农业虽然给人类带来了社会进步，创造了丰富的物质文明，但是过多地依靠化肥、农药、机械作业等技术，造成的破坏与负面作用也是惊人的。近年兴起的“生态农业”、“绿色食品”，就是基于“道法自然”的思想而对农业现代化反思的结果。道家重视自然之本性，即所谓“朴”。与对农业的态度相反，老子特别反对工艺技巧。“民多利器，国家滋乱。人多伎巧，奇物滋起”。改变自然物的形体以适合人们需要的，在道家看来是破坏自然物本性的[⑧]。
道家的自然与历史观是循环式的，即所谓“万物并作，吾以观复”。这种观念的形成，与农作物周期性的春种夏长秋收冬藏的月令图式有关。中国古代有“月令体农书”，最早可以追溯到《夏小正》，其特点在于逐月安排、组织农事活动。先民们以农耕者的眼光观察他们周围的天地万物，于是天地万物也就打上了明显的农业文化烙印。在这里，“时间不是直线流逝而是循环往复的，空间不是无限扩展而是随时间流转的。时间的量度单位虽有年月日等计量单位，但与空间相联系的天干地支占重要地位，而且其基本的标志和内容是特定的农业物候”[⑨]。最重要的是，在这里以时间为座标建立起一个自然、社会运行体系。在这一体系中天序四时，地生万物，人治诸业，人与天地相参，科学地反映了人类与自然之间的相互作用与基本关系。人们只有遵循自然规律，才能进一步认识和改造自然，不能凭借个人意志与权威随意胡来。这一体系强调秩序、平衡与和谐，并以此来规范人与人、人与自然间的关系，建立起典型的农业社会行为约束机制。月令图式特有的阴阳、天地、时空认识，表明中华民族已由农业而进于文化，并以此表达了他们对世界的基本看法，丰富了中华民族的传统哲学内涵。这种由物候、天象、农事活动的周期性变化而引发的圜道观念，是农业民族特有的思维特征之一，它深刻地影响了中国古代的自然观、历史观、价值观以及科学技术思想的发展。
司马谈在《论六家之要指》中谈到道家时，“因”是出现频次较高的词汇之一。“其术以虚无为本，以因循为用”；“有法无法，因时为业；有度无度，因物与合”；“虚者，道之常也；因者，君之纲也”；“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说明“因”是道家重要的学术理念之一，其基本含义是顺随、适应、利用自然和社会运行的基本规律，“与时迁移，应物变化”。中国传统农业总是强调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后来甚至提出了物宜原则。并且把它看作是一切农业活动必须遵奉的基本原则。做到因时、因地、因物制宜，可以达到“顺天时、量地利、则用力少而成功多”的客观效果。最具关键意义的是，它不把人和自然看作是对立关系、征服关系，这和西方农业有很大不同。英国哲学家罗素曾说，中国文明是世界上几大古国文明中唯一得以幸存和延续下来的文明。中国农业的可持续发展是中华古代文明得以延续的基础。道家“因”的理念在自然观方面的体现是“道法自然”，在社会观方面的表达则为“无为而治”。 以“因”治国之典型，莫若汉初的“萧规曹随”。汉初海内虚耗，户口减半。统治者汲取秦迅速灭亡的历史教训，在取得政权之后，采取轻徭薄役，与民休息的政策。“（曹）参代（萧）何为汉相国，举事无所变更，一遵萧何约束。惠帝怪相国不治事…参免冠谢曰：‘陛下自察圣武孰与高帝？’上曰：‘朕乃安敢望先帝乎’。曰：‘陛下观臣能孰与萧何贤?’上日：‘君似不及也。’参曰：‘陛下言之是也。且高帝与萧何定天下，法令既明，今陛下垂拱，参等守职，遵而勿失，不亦可乎’”。行之数年，百姓歌之曰“萧何为法，顜若画一；曹参代之，守而勿失。载其清净，民以宁一”。以有因循与守旧构成成语，故世人常从贬义或消极方面理解“因”意，其实顺天应人应该是永远尊重与遵从的客观规律。
四、道阐农学
中华农耕文化是孕育诸子学说之母体，诸子学说又反过来丰富、完善了中国传统农业与农学理论，这就是中华农耕文化与诸子学说之间的辩证关系。相比之下，儒家、法家对中国传统农业政策与思想方面的贡献大一些；而道家对中国传统农业哲学的阐论与揭示要多一些。传统农学中的三才论、三宜说、元气说、阴阳观、圜道论等，基本上都跟道家思想有较深渊源，有些甚至直接来自于道家思想。
战国末秦相吕不韦主持编纂的《吕氏春秋》一书，作为先秦时期最后一部大型综合性著作，对先秦思想文化进行了一次全面的汇集、整理、总结工作。该书兼综百家、博采众长，但是学术界一般认为其中占主导地位的应是道家学说。该书以农事月令图式为基础构筑起庞大的理论框架，并以此统摄自然、经济、社会运行，确立了农业民族特有的世界观体系。尤其是《吕氏春秋》专辟《上农》、《任地》、《辩土》、《审时》四篇系统论述农业政策与农业科技。是我国现存最早的、最系统的农学文献，是我们研究先秦农业历史的重要依据之一。学术界认为，以《上农》等四篇为标志奠定了中国古代精耕细作农业科学技术的基础；四篇是对战国以前农业科学技术发展的光辉总结；四篇所记述的精耕细作农业技术，直接为后世所继承和发展；四篇对天地人关系作出的科学概括，成为中国传统农业精耕细作传统中最重要的指导思想[⑩]。屈原在《天问》中提出了“东流不溢，孰知其故”的问题，但未作解答。至《吕氏春秋》始用“圜道”（循环）理论予以正确阐释。吕书认为，“云气西行，云云然，冬夏不辍；水泉东流，日夜不休。上不竭，下不满，小为大，重为轻，圜道也”。这是对水汽循环现象的最早的最完满的认识之一。尤其是“重为轻”一环，解决了水化为汽这一关键过程，已在实质上接近于现代水汽循环理论。
经过吕书的整理、分析、综合、提高，先秦农学由零散向整体发展；由自发向自觉进化；由经验向哲理升华。使素被目为经验科学的传统农学形成了自身的科技体系，确立了自身的科技特征，具备了自身的科技方法。这是中国农业摆脱原始、粗放状态而进人传统科技奠基时期的重要标志。以“知识的著作化”形式对古代农业科技进行全面总结、整体归纳、理论概括，是传统农业科学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必然趋势。它是以农业科技的全面进步和生产经验的大量积累为基础的，道家理论在这方面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在中国传统哲学体系中，以道家的整体性思维尤具特色。中国传统农业以此为指导，在农业生产实践应用并完善着自己的理论与技术体系，成为我们值得珍惜的农业文化遗产之一。
[①] 《庄子·天下篇》
[②] 邹德秀《中国传统农业文化与农村发展》（油印稿）P1；
[③]胡寄窗《中国经济思想史上》，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p483；
[④] 《庄子则阳篇》；
[⑤]《庄子则阳篇》；
[⑥] 《孟子·公孙丑上》；
[⑦] 《史记·货殖列传》；
[⑧] 胡寄窗《中国经济思想史上》，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p211；
[⑨] 金春峰《月令图示与中国古代思维方式的特点极其对科学、哲学的影响》，《中国文化与中国哲学》 P126-159；
[⑩] 梁家勉主编《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史稿》 P1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