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科技文化交流——《齐民要术》研究的新视野

　　我们这次会议邀请了台湾的专家学者与会，为两岸同胞的学术交流搭起了桥梁。交流，有利于集思广益；交流，有利于优势互补；交流有利于共同提高。《齐民要术》研究者之间的学术交流，必将推动贾学研究的进一步深入。由此联想到《齐民要术》一书，它实际上也是魏晋南北朝科技文化交流的产物。关注《要术》一书中的农业科技文化交流，很可能是贾学研究中的新视野、新领域、新主题之一。
　　浏览一下《齐民要术》的篇章结构，我们就会惊异地发现它与先秦两汉农书具有很大的差别。《吕氏春秋·上农》等四篇，被农史界视为作物栽培总论性质的著作；《氾胜之书》似乎更接近于作物栽培通论与各论；《四民月令》虽然涉及农、林、牧、副等内容，但是记述简略，缺少理论上的说明，而且明显属于以农为主的多种经营。《齐民要术》十卷92篇，卷一卷二谷物种植占17%，卷三卷四卷五蔬菜，园林、蚕桑等篇约占43%；卷六家畜家禽养鱼等占6%，但该卷是要术字数最多的卷帙之一（17494字），占全书总字数的16%；卷七卷八卷九经营制造业占32%；卷十“五谷果蓏非中国物产者”一篇虽然只占1%，但不可小视，它反映了贾氏独具的视野与眼光。可以说《齐民要术》几乎视农、林、牧、渔、加工、经营于同等的地位，明显不同于先秦两汉农书。何以如此？可以的解释是：先秦两汉基本上是黄河流域农耕文明为主体的同质文化，而魏晋南北朝随着民族迁徙与流动，带来了明显的异质文化。异质文化的交流与融合深刻影响了《齐民要术》的篇章结构。
　　关于《齐民要术》中的农业科技文化交流问题，我谈以下四点以求教于大家。
　　一、时代背景。魏晋南北朝是不被大家看好的时代，有的人甚至把它比为欧洲中世纪的黑暗时期。秦汉隋唐盛世的光芒掩盖了魏晋南北朝的历史成就。我们看到比较多的是惨烈的民族矛盾与冲突，看到的是分裂、割据、冲击与破坏，而忽略了交流、融合与重生的功用。这种表相上的“夷夏之变”，实质上是不同生产结构、生产方式、产业类型由冲突走向融合、互补时的阵痛，它也是一种交流方式。汉末以来逐渐内迁的少数民族，在数世纪的历史发展过程中融入了汉民族共同体。而汉族在增添了新鲜血液后，产业结构（农牧结合）更趋合理；生产关系（均田制）得到改善；物质生活中胡服、胡食、胡床的广泛运用；精神生活中胡乐、胡歌、胡舞的风行一时，构成了隋唐文明的物质与文化基础。魏晋南北朝是民族科技交流的时代，没有这样一个过程，隋唐文明也就没有了源头。
　　二、农牧交流与生产结构调整。我们经常说中国传统农业是“跛足农业”，在以种植业为主的情况下往往不具备大规模发展畜牧业的环境与条件。这种情况在秦汉时代表现的比较突出，役用家畜的缺乏成为铁犁牛耕推广普及的重大制约因素。在《齐民要术》卷六中我们看到的情况是畜牧业经济相当发展，牛马羊的地位比较突出。除了马为军用外，牛羊主要用生产与生活。牛作为“服劳”之畜，由国家“各给耕牛，计时授田”，这对于均田制的受田者而言解决了最基本、最紧缺的生产资料问题。养羊业的发展与中原地区的传统养猪业相互补充，使改以“养体”为主的畜牧结构更趋合理。
　　三、饮食习惯的改变。《齐民要术》不仅是重要的农书，我们也可以把它看作六世纪以前中华饮食文化的集大成之作。《要术》自序中“起自农耕，终于醯醢，资生之业，靡不毕书”的著述旨趣，反映了作者对饮食问题的重视。书中记载了不少少数民族尤其是北方少数民族的饮食制作方法与技术，如“作酪”，“炙豚”等。而胡汉民族在饮食方面的相互借鉴，吸收与改造在书中也有一定反映，使得中华民族的饮食结构更加合理、饮食种类更加丰富、饮食文化更加丰富多彩。隋唐时期“ 胡食”之盛，说明我们中华民族在吃的问题上并不落后、并不保守，这种文化现象与魏晋南北朝民族文化的交流与融合有很大关系。
　　四、贾氏远距离交流的企愿与视野。贾书最末一卷为“五谷果蓏非中国物产者”，虽只有一篇但意义重大。要解释的是，这里的“中国”是中原地区的另一种说法。在当时互为敌方的条件下，贾思勰作为北方人不易去南方实地考察，但这并不影响贾氏对南方另一种生态与农业类型的认识与关注。《要术》专设一卷引载百余种有实用价值的热带亚热带植物，又引录了六十多野生可食植物，或为我国现存最早最完备的南方植物志之一，反映了贾氏比较深远的学术思想与视野。如果当时有条件南往，我想《齐民要术》的内容或许另添新的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