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农业史青年论坛暨中国农业历史学会年会（2017）闭幕式上的讲话

 

各位领导、各位专家、各位同学，大家下午好！

一个搞农史的人，不论他年龄大、年龄小，我总有这样一个期望：就是希望大家能来一趟杨凌。搞农史的人这一生没有来过杨凌，对他来讲是一个遗憾。因为这个地方是中国农业的圣地、是中华农耕文明发祥的地方，其他学科的人可以不来，但是搞农史的人应该来此朝圣。我们这里面有好多有成就的专家，有的是在我们这里工作过的，有的是多次来过的，你们如果能多次来，我们的农史学科就更兴旺。杨凌虽然是个小镇，但它在我们农史学术与研究上的意义上非常大。好多年轻的学者这次有机会能到这里来，应该是在自己的农史研究经历里补了非常重要的一课。这个地方同时也是我们农业历史研究的重镇，我们过去讲东西南北四大家，在其他的各家，都是一位神灵，我们这里有两位神灵。北京的王毓瑚先生，南京的万国鼎先生，华南的梁家勉先生，我们这里是辛树帜、石声汉先生。我们是农史界的西北军，秦人号称“虎狼之国”，我们在中国农史界也是很能打仗的，是一支过硬的队伍。我们这里从1952年开始建立古农学研究小组，这是真真实实的历史，有石声汉先生留下来的文字为证。从52年到现在几十年过去了，我们经过的几代人、我们的前三老，辛树帜、石声汉、夏玮瑛先生；我们的中三老，李凤岐、马宗申、冯有权先生；我们的后三老，邹德秀、张波、包括我自己，我们现在应该到了第五代、第六代。在中国农史这几家单位里面，我们不一定是做的最好的但是我们是可持续的。截止目前，我们的新老交替在这几家单位里面，我们认为是完成的最好的。虽经时势几多变化，但我们这里始终是中国农史研究的主要阵地之一。

我们僻居西北，举行的农史活动相对少一些，大概是每十年举行一次重大的学术活动。我们1986年举办过一次石声汉先生的纪念活动，那个时候我还是个年轻人。1996年（有的老师记忆或在97年还是99年），我们举办过一次盛大的中青年学术讨论会，在座的好多评委当年是作为中青年农史工作者曾与会研讨交流的。我们一起到陕北去考察，虽然因交通不便而饱受颠簸，但陕北雄浑的自然景观与旅途中的学术切磋与交流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与记忆。我们2007年举办过第七届东亚农史国际学术讨论会，那也是一次具有相当规模与相当成功的会议。到今年2017年，中国农业史青年论坛暨中国农业历史学会年会（2017）又在杨凌举行。就是说，在我经历的这几十年里，我们的办会概率大致是以十年为一个周期。我为啥强调这十年的这个周期率呢？因为我们在下一个十年再举办这样一次大会的时候，我可能已经不能再登台讲话了，能不能拄个拐杖参加会议还都是一个问题。所以我比较珍惜与各位朋友、各位年轻的学者大家在杨凌的这样一次聚会。

这次会议，基本上是以青年人为主体的一次活动。我刚才讲，每十年一次的活动我们举办过四次，其中有两次是以中青年学者为主的。上次会议叫中青年学术研讨会，这次纯粹叫青年论坛。这反映了我们对青年的重视，我认为我们的选择是对的。青年是生力军啊，得青年者得天下。也就是说，只要我们这支队伍里面只要还有这样一批年轻人在，我们的农史学科就会继续发展。这次一下子一百多位学者，除了我们前面坐着的几位老师外基本上都是年轻人，所以我们看到了希望。而且这次学术报告会，既有前面的登台竞赛又有后面的分组交流，这是一次大的集结、大的检阅。各路诸侯登场表演，一个是对你自己的展示，实际上也是对我们每一家农史单位所做的事情的一个展示。这样的活动举行的越多，我们的农史学科、我们的学术推进的步伐也就越快。所以农史学会要关注老专家、老学者，但是这些老的人大概充其量是老马识途而已。我说的是更要关注和着力培养年轻人。毛泽东说，世界是我们的，也是你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年轻人是未来的希望。

这次青年论坛，我们实际上分了两个方面，一个是类似于比赛性质的，有18篇论文。这18篇论文实际上是通过通讯评审甄选出来的，我们前台坐的很多老师可能都是当时的通讯评审专家。但是农史学会又作了专门的安排，在通讯评审的基础上又让专家现场打分。我认为这个办法很好，那个通讯评审大概只是看到语言文字或是学术观点，现在通过登台表演再来一次水平评估。它在客观上，进行了两个方面的校正，以图比较客观、比较公正地评判各位的学术水平。有时候文章写的很好的人，不太会讲课；而会讲课的人，文章又写的不太好，这两种情况如果我们只取其一的话，到最后很可能把某些青年才俊给遗漏了。从这18篇报告的论文来看，涉及的内容领域是比较广泛的。从时段上讲，古代、近代、现代都有涉猎，而且经济史、科技史、思想文化史这些领域都有涉及。我最感到欣慰的是，我们这批青年学者，他们的新思想、新方法、新技术的运用，比我们在座的年龄稍微大一点的专家精熟的多。南京农大的物产方志“红本本”，弄出来这几十年了，我昨天突然听到李娜用那样一个办法把这个问题一研究以后，一次电脑一点击，作物重名与互用的情况一下子就清楚了。实际上还是那些文献，我们用了一些新思想、新技术和新方法，获致的结果与认识就大不一样。但是，这个事恐怕光做山西不够，如果把那个“红本本”全部都能做到这样一个程度的话，这恐怕是农史界一个贡献非常大的学术成果。

大概是受参赛名额与年令划线的限制，除了上述18篇论文以外，我们还分了四个组进行年会学术研讨。因为闭幕式上要进行一个总结发言，所以我从今天早上起就到处奔波，既要到每一个小组要听讲，又要做一些记录。待把这四个组走遍，已经相当疲乏了。但是这里面我也发现了好多好的报告，比如说王欧研究员关于农业资源台账的建立、建设的问题。我们这么大一个国家，我们整天过日子，我们家里有一些什么家当大家都不清楚，不清楚那可能就是乱支乱花。没有人掌管这些家当，单凭农业部联合其他部委发了一个文件，它会有多大的权威性。这个东西恐怕应该在各个部局以上组建立一个专门委员会，而具有给各个部局发文的权利，专司统辖、掌管我们家当的功能，这将是一件功德无量的事情。还有农博馆的王巍溪，她讲的统购统销，当年的额统购统销是一种盘剥性，是农业支援工业与城市建设这样的一个事，盘剥完了工业发展起来了，工业城市发展起来了反倒不管不顾了。我们现在能不能实行一种保护性的统购统销，也就是说在农业经营的比较利益较低的情况下，反其道而用之。整个无论是大会报告还是小组讨论，我认为都是精彩纷呈。大家作为年轻的学者，当然还有稚嫩的地方，但是整体的表达我认为还是相当不错的。我们这次的会议是相当成功的。

由于是讲给年轻人听的，我还是要说有几句叮咛的话。这是我的性格，我到那里学术活动，年轻人一般比较怕我。实际上我的学生都知道，我是手高高地举起，轻轻地放下。所以你们不要怕说到你们谁了，说到了谁、批评了谁，是在意于你。对你而言可能是一个进步的过程、飞跃的过程，好的学生就是这样培养出来的。

第一个，我想讲一下涉猎与精专的关系问题。我们现在实行学位制，大家基本上都有了高学位。我们虽然叫博士，但念到博士这样一个层面，它往往追求的是知识的点状深入。虽曰博士实际上是专家，专家往往是偏家。现在年轻的学者们都有一种惯性，一旦在某个领域花的力气较多的时候，就不愿意再广泛涉猎了。所以现在我们的农史学者里面，专家多，而通家少，这个可能影响我们未来。其实西农有个经验，从辛树帜到石声汉，我们现在还算人多了，辛树帜、石声汉的时候，经常我们叫两个半人，但是我们早期的成果并不少。我们没有像其他几家农史单位，进行了详细的研究领域划分与学科专业分工，但是我们致力于在通的基础上然后做到精专。大家可能感觉到我们的学术视野比较开阔一些，这其实是环境孕育的。大家现在都是高学位，但是大家要牢记我们的缺点或在于偏与专。如果对农史的整个过程与方方面面涉猎的太少，有了偏爱的时候，就很难做到客观、公正对农史进行表述，所以涉猎精专问题是我们年轻人应该注意的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就是通识与心得。上午几个小组主持会议的老师都说道，好像同学们论文的模式都一样，得出的结论好像都是大家都会想到说到的话。我们一篇研究论文，如果得出来的认识或结论和大家想到说的完全一样，那就没有任何价值。形成通识它有个好处就是条理之功，但它不是研究。凡是心得一定是自己研究的成果，作为一个学者，我要说什么样的话、我形成了的观点和目前学术界有哪些不一样的，哪怕是一点半点，只要是心得性的东西，它绝对是有价值的。当然我们初学写文章的人，在早期可以有一些模仿，但是必须在此基础上有所推进与创新。作为一个搞人文社会科学的人，一定要表述的是自己在这个问题上的见识。我们这些搞人文社会科学的人，肩不能挑，手不能提，给社会再不贡献一点思想的话，那不行。大家可能也看过我的文章，我会充分借鉴但我从来不愿意重复别人的思想与话头。我们在这个世界上走一遭，要给人类留下了一些有用的东西当然可能很难，但朝着这样一个目标追求，你就会不断的进步。

第三个是遗产和新意。我们这次专门有个小组研讨农业文化遗产研究问题，农业文化遗产现在也好像成了我们大家都趋之若鹜的一个领域，我们西农也获批了农业部重要农业遗产实验室。王福昌教授今天在他那一组作点评的时候作了一些发言，我认为点评的非常到位，他说他虽然没有太多的研究农业遗产，但是农业遗产研究领域里面需要关注的问题他注意到了，实际上农业遗产这样一个概念不是这几年才火起来的概念，当时东西南北四大家除了西农叫做古农学研究室以外，其他的几家都或多或少带遗产这几个字，南京农大直接就叫中国农业遗产研究室，华南叫中国农业历史遗产研究室。从50年代起大家实际上已经开始讲“遗产”了，但是那个时代的遗产跟现在的遗产含义或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那个时候，我们对现代农业充满期望与憧憬，认为现代农业马上会给我们带来一番新的天地，而我们中国传统的这些东西好像不一定能用上，故目之为遗产。我们作为一个研究农业历史的单位，更在意于“死”的遗产存留之功，而且那个时候比较多的偏重于文献性遗产整理与研究。结果现代农业搞了几十年以后，我们发现现代固然农业给我们带来高效、丰收等诸多好处的时候，也给我们带来了现在的化肥、农药之害与食品安全问题，也不一定全是好的东西。这个时候我们突然发现我们中华民族给我们留下来的传统农业的经验与技术有好多值得珍视的、有用的东西。我们现在更注重的是“活”的遗产保护。但是我给所有的青年学者一个叮咛，关于中国农业遗产研究，一定要有一个由“器”到“道”的升华过程。我们好多人把农业遗产研究认为是一个简单的考察、收集、保护过程，这是学术上一种偷懒的办法。必须上升到道的层面，着力于探求其所蕴含的学术机理与价值而不是简单的记录与描述。农业遗产保护已经上升为国家行为，农业部和我们的闵庆文先生做的就是这样的事。记录、调查、存留工作，南京农大王思明教授做的就是这个事。我们既追不上人家，那就得另辟蹊径。我们的农业遗产研究，要充分利用闵、王奠定的基础搭建的平台走学理阐释的道路，上升到一定高度，这应该是现在关注农业遗产的青年学者们应该关注到的问题。

第四个问题是文献功底与学术研究。我们今天的分组，分了科技、遗产、经济和生态环境。我们是不是缺了某一个方面啊？我们在座的一些老师，当年就是研究农业历史文献而奠定了他的学术基础。我们农史的老一辈学者很多，石声汉、王毓瑚、缪启愉、马宗申先生等，都是以农业文献整理与研究而出名的。但是总体说来，我们的青年学者对这样一个领域的关注少了。文献的整理与研究，这是最基础性的东西，它可能不会立竿见影，所以也就没有人愿意去做这些基础性的工作了。所以我们现在的学术研讨会，也就没有办法再分出来一个农业历史文献整理与研究讨论小组了。这样的事，可能会影响我们的可持续发展。我希望我们下次再开中青年学术研讨会的时候，有一批青年学者有志于农业历史文献的整理与研究。我希望我们能在年轻人往前走的时候把自己的脚步踏牢，把农业历史文献整理与研究这个缺环补上去。

这次会议，领导有操劳、办会之功；专家有评阅、点评之功；我们的青年学者有汇报交流之功。大家都辛苦了！谢谢大家！

二〇一七年十一月十九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