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占锋： “试验站”――西部地区农业技术推广模式探索

郭占锋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农村社会研究中心， 712100 ）

内容摘要： 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市场经济的发展与以行政性为主导的国家农业技术推广机制之间的不匹配逐渐彰显，而且两者之间的张力共同引发了我国农业技术推广机制创新的多元化发展。在当前农村社会快速变迁的背景下，基于区域农业的特征，以农业大学为依托的“试验站”模式，开始显示其特有的优势，并且在与地方政府和农民直接的互动中，达成“产学研”三位一体效果，尤其在促进地方经济发展和农民收入提高等方面发挥了突出的作用。但由于这种模式仍处于探索阶段，其中不乏存在一些问题。因此，考察这种推广模式的运行实践以及制度环境对新时期农业技术推广机制创新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 “试验站” 农业技术推广 机制创新

一、 引言

农业技术推广体系是“科技兴农”的主力军和排头兵，是连接农业技术和中国数以亿计的分散农户的桥梁，是促进中国农业发展的重要技术支撑体系。^[1] 关于技术创新与农业发展以及整体经济发展之间关系，很多著名学者做出过判断。^{[2] 、[3] 、[4] 、[5]} 技术创新和技术推广是技术进步促进农业增长的两个方面，前者因技术创新的出现而形成较高的增产潜力，后者因技术创新的普及应用而挖掘了增产潜力。^[6] Marsh et al认为，有效的农业技术推广应该是“科技需求拉动型”而非“科技供给推动型”。^[7] 国际农业发展的经验表明，要将农业科技成果快速转化为现实生产力，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就必须要有一个高效的农业技术推广体系，它扮演着将农业技术传递给农民的重要角色。^[8]

然而，我国现行的农业科技体制是在长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逐渐形成的。这种组织形式在我国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前以及开始的年份，由于健全的农村基础组织以及农民的收入还不高并主要来源于农业，农民对农业新技术采用的经济效益明显。因此，在这一时期确实为我国的农业生产的技术进步与产量提高发挥了作用。随着农民非收入的提高与农业生产比较效益的下降，农民农业生产商采用新技术，尤其是大田作物新技术的积极性降低，使得这种体制失去了以前所发挥的作用，农业技术推广效率降低。^[9] 尤其是1978年后，农业技术选择的主体由政府转变为农业微观经济组织，这是一个重大政策转变 ^[10] ，对农业技术推广体制提出更高的要求。

伴随土地制度的变革而导致农户家庭农业单位出现以及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发育，建立在计划经济基础之上的农业技术推广体系开始凸显其难以避免的弊端，使得中国农业技术推广机制遭遇前所未有的危机，出现“网破、线断、人散”的困境。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我国的农业科技体系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 ^[11] ，许多地方农技推广组织已名存实亡，其主要问题表现在：农技推广投资严重不足；农业技术推广人员专业化水平不高；农业技术推广体制不合理。 ^[12] 正是由于现行的推广体制难以适应当前的农村社会变迁，导致政府技术推广人员的技术创新与农户的技术需求不能实现真正的对接。中国每年有6000多项农业科技成果问世，但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只有30%～40%，与发达国家的70%～80%相差甚远，技术进步对农业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仅为48%，较高的技术创新成果存量与偏低的技术进步贡献率形成了鲜明的比。^[13] 由此可见，我国农业科技创新、成果转化和农民技术培训的发展总体滞后，相互脱节的问题仍很突出，农业科技体系的结构布局和运行机制已经不能适应新阶段农业发展的需要。^[14] 作为世贸组织鼓励投资的“绿箱政策”之一，农技推广被多数国家政府用于提高农业生产率的重要政策措施。^[15]

因此，在当前中国农村推广体制面临严峻考验的关键时期，探索 “面向小农”的农业技术推广模式具有重要意义，尤其结合实践的基础就更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近几年来，基于西部地区的农业布局和产业规划，西北农林科技大学通过“试验站”模式不断向西部农村辐射，使得越来越多的农户受益，促进了地方经济迅猛发展。这种“以农业大学为依托”集“产学研”于一体的美国式农业推广机制开始真正在中国进行本土化的尝试，尤其是“着眼产业”、“扎根农村”，“面向小农”的举措相比原有推广体制迈出了重要一步。本文主要考察了西北农林科技大学“试验站”推广模式的具体运行机制，以便促进当前农业推广机制创新如何面对快速转型的农村社会变迁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二、“试验站”：西部地区农业技术推广模式的创新

我国《农业科技发展纲要(2001-2010)》明确指出，建立推广队伍多元化、推广行为社会化、推广形式多样化的多元化推广体系是现阶段我国农业发展的必然要求。2008年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指出：加快农业科技成果转化，促进产学研、农科教结合，支持高等学校、科研院所同农民专业合作社、龙头企业、农户开展多种形式技术合作。2010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指出，提高农业技术创新和技术推广能力是促进中国农业发展方式转变的关键环节。鉴于此，全国各地陆续出现了1999年的科技特派员，2000年的垮世纪青年农民培训项目，2001年的农业科技示范区以及近年来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倡导的“试验站”等农业技术推广模式。在这些多元化的创新模式中，相比其他的几种模式，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的“试验站”是在秉承1934年建校以来的优良农业技术推广传统[1] 和借鉴美国以大学为中心的推广模式的基础上，同时有结合中国农业的区域特点而创新的一种模式。这种“试验站”模式具有以下几个重要的特点：

（一）利用农业大学的科技资源，结合区域产业的特点，有效推进地方产业发展

农业院校是教学和研究的中心，不仅为农业研究和推广培养大批科技人才，同时可以提供新技术、新成果、新知识，还可以发挥教学基地的示范作用，或利用学校的科技力量和设备为农村培养农业技术人才、农民骨干，在农业推广中发挥重要的作用。^[16] 2000年以来，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在宝鸡市12个县区建立了32个“农业专家大院”。根据县区产业发展需要，选派多名专家、教授作为市政府专家顾问和专家大院首席专家，市政府为专家在田间地头建立“农业专家大院”，以便于专家直接将实验室的新技术、新成果直接带到农村，带给农户，并通过示范、咨询、培训、田间指导等形式为当地培养了一批科技推广骨干和农业企业，以企业带动地方产业发展，以产业发展带动农户家庭经济收入改善。这种方式得到了农户和地方政府的高度评价。

基于“农业专家大院”模式的经验，作为提供农业技术服务的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由“被动的邀请”转向“主动的合作”，科研人员不再坐着等地方政府的邀请，而是结合自己的研究方向，主动与有相关主导产业的地方政府洽谈，共同创建“试验站”，以便将新技术及时提供给农户。自2006年以来，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相继在陕西十多县区建立了苹果（白水县）、甜瓜（西安阎良区）、猕猴桃（眉县）、茶叶（西乡县）、核桃板栗（山阳县）、水产（安康市汉滨区）、红枣（清涧县）等多个农业“试验站”。通过这种模式，科研专家、基层技术人员与农民实现了直接互动，加快了农业科技成果的转化率，促进了地方产业的发展。以2006年建成的白水县苹果“试验站”为例，在地方政府和农户等相关推广主体的良性互动中，该“试验站”为促进地方主导产业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通过几年的努力，示范园优果率达到80％以上，亩均产值5000元以上；示范基地苹果优果率达到60%以上，辐射带动13万亩。 2008年全县苹果总产量达到43万吨，苹果总产值达到6.4亿元，果农人均苹果收入2700元。通过项目的实施，示范区农用化学品投入降低了53.6%，农用化学品残留降低了66.8%；达标无公害苹果占总产量的85.5%。项目区5年累计新增产值18.65亿元，新增纯收入14.51亿元，极大地推动当地产业的发展。

（二）科研人员驻守农村，强调农业技术发展中农户的参与作用

在农业技术创新过程中，既存在正规的研发和推广，也存在非正规的研发和推广，前者的主体主要来自于农村社区外部，后者的主体则主要来自于农村社区内部。在许多的农业技术发展与创新过程中，农民常常是主角。农业技术创新获得成功的关键是外部人员和当地农民建立一种互相学习的合作关系。^[17]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的“试验站”正是秉承这种相互学习的理念，强调与农户合作，共同推广技术创新。从2006年开始，“试验站”与陕西白水县政府共同推行“白水苹果产业科技示范入户工程”。具体而言，在入户模式上采取“7＋7”示范模式，即在白水县14个乡镇选7个乡镇作为示范镇，7个乡镇作为辐射乡镇。每个示范乡镇确定1个村作为示范村，100个示范户（其中示范村50个示范户，其他村50个示户），建立100亩以上的中心示范园，辐射建立1000-1500亩的示范区。每个辐射乡镇有一个50-100亩示范点和10个示范户，全县共770个示范户。

这种以“试验站”为载体的推广模式，使得科研人员与农户实现了有效对接，共同分析白水苹果产业持续发展中的关键技术问题，确定了果树间伐及改形修剪、病虫害综合防治、果园生草、高接换种、“果、畜、沼、窖、草”五配套生态果园模式、矮化果园高标准建园、果实套袋以及穴贮肥水等8大技术进行示范。由此可见，在农业知识与科技的运用实施过程中，就需要有效地整合传统型知识和当地知识。^[18] 这种“试验站”推广模式正是结合了当地的农业区位特征，并且将农户作为技术创新的主体纳入到整个的技术开发过程中，而且科研人员长期驻守在村庄，因而能及时发现农业生产过程中农户遇到的各种技术问题，形成良好的双向反馈机制。

（三） 通过多种方法进行科技培训，为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奠定基础

农民科技文化素质是制约农业科技知识在农村传播的瓶颈。陕西及西北地区农业劳动者的科技素质普遍较低。 因此，加强对农民的科技文化素质培训，提高农民的整体科技素质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 在培训方式上，“试验站”采取集中培训、现场培训、参观交流等多种形式。如在全省苹果科技入户工程中，把传统方法与现代手段紧密结合，按照“一本技术手册、一张明白纸、一张培训卡、一张教训光盘”的“四个一”的培训模式、提高了培训效果。结合产业技术培训，学校组织专家编写了10套农业技术问答系列丛书，印发各类技术资料50万份，累计培训各类农民达10多万人次。以学校具有知识产权的成果为核心，以地方产业发展需求为基础，吸纳基层科技人员的广泛参与，建立校地科技合作关系，形成政府提供项目、资金、场地，学校提供专家、成果的良性互动机制。^[19]

同时，为了推进示范推广工作，白水县苹果“试验站”组建了一支学科优势明显、技术力量雄厚、层次结构合理的科技推广队伍，发挥了大学专家的引领作用，采取“1＋4＋4”的“传帮带”模式，即1名专家带4名县级技术干部和4名乡级技术人员，对县乡技术干部进行全程技术实践指导，定期培训农民骨干技术员700名（14个乡镇每个乡镇50名）。这种方式极大地调动了地方农技人员的积极性，提高了农业技术推广的效率和农业技术转化率。这方法强调充分发挥农业技术推广的教育功能，以提高农民和地方推广人员的素质为基础，为农业技术推广储备人力资源，为最终达到技术创新的目的做好准备。经过此培训过程，农民的科技文化素质得到进一步提升，为农业技术的不断创新提供了持续保障，同时也为新农村建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四）形成了多方参与协作的科技推广组织体系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推广组织框架由服务支撑组织、推广保障组织、推广目标团体组成形成的三个系统组成。在该模式中，大学是科技力量的核心，大学的专家、基层推广组织的技术员和科研院所的科研人员共同构成了推广团队，政府为大学农村科技推广创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和条件保障。许多地方政府无偿提供“试验站”用地以及其他基层设施，为推广团队提供创造合作交流的平台。例如陕西白水县政府无偿提供110亩“试验站”建设用地，西安阎良区政府无偿提供32.5亩的示范基地以及山阳县政府无偿提供30多亩的试验站建设用地,为科研人员提供便利的研究与推广场所。推广服务组织是以“试验站”为基础，结合科技示范园、科技咨询服务网络等其他手段而形成的多元化服务组织体系。农业科技示范户、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农业龙头企业、农民构成了目标团体组织系统。^[20] 在大学农业技术推广模式探索性实践中，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注重与地方政府、科技示范户、农民合作组织、涉农企业的紧密结合，以项目、基地为纽带，吸纳地方科技推广人员，建立“校地合作”关系；以科技示范户作为大学教授与农民的结合点，通过科技示范户的示范样板和现身说法，带动农民学习，掌握和应用科技知识；积极扶持、指导各类农民专业协会和龙头企业。^[21] 该模式的主要特点是在大学科技人员的引领下，以农民专业技术协会为组织载体，把分散的农户组织起来以提高农民的组织化程度，从而加强农户与企业的连结，同时增强农户应对市场风险的能力，实现农户与市场的有效对接。

三、政策建议与启示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倡导与推行的“试验站”模式是当前农业大学主动为社会提供服务的一种方式，更是为我国农业技术推广体制创新进行的一种实践性尝试，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毫无疑问，“试验站”模式虽然历经五、六年的发展实践，但仍处于摸索阶段，存在着诸多不足。例如“试验站”缺乏持续的资金支持，对社会各类资金吸收能力不足；推广组织中主体多样，造成对推广主体的定位不明晰，使得分工职责不清，统一协调困难；地方政府的支持依然有很大的局限性，缺乏整体的支持服务方案；优先考虑具有充足金融资本的示范户，因而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农村社区的贫困农户对技术的采纳程度；“试验站”模式难以覆盖到无产业特色的县区和农村等等问题。因此，在当前推广机制多元化发展的时代背景下，要逐步完善这种创新模式，建议从以下几方面入手。

（一）仍需发挥国家作为农业推广投资主体的作用，对农业大学“试验站”创新模式给予持续的财政制度支持。

纵观世界各国农业科技成果推广投资体制，政府都充当着农业科技成果推广投资的主要力量，对农业科技成果推广的投资也都保持着相对的稳定性和持续性。一般发达国家农业科技推广经费占农业总产值的0.6%至1.0%，发展中国家在0.5%左右。但中国不足0.2%，人均经费更少。农业科技推广资金投入不足和推广体系不够完善，制约着农业科研成果的快速有效转化。^[22] 农业技术创新过程的特征之一是主体的多元化，农业技术推广体制创新的焦点是如何将科研部门、推广部门进行有效的资源整合。^[23] 因此，必须在明确农业科技推广的社会公益特征的基础上，完善《农业技术推广法》（1993），以法律的形式确定农业推广经费占农业总产值在各级政府总支出中的比例，将国家与基层政府的农业拨款比例具体化，以促进大学为依托的“试验站”农业推广模式持续发展。

（二）地方政府应该根据产业发展水平，适当调配对“试验站”的推广经费投资，并协调好与大学之间的利益关系。

由于大学“试验站”模式具有社会服务性和非盈利性，要继续维持“试验站”的正常运行，是需要长期的经费保障，否则，“试验站”模式的可持续性发展就成为问题。因此，地方政府应该在推广经费的投资方面根据县区农户的技术采纳程度和产业产值比例，适当调配对“试验站”的推广经费支持。另外，对于来自省级以上的农业推广科研项目资金，地方政府不能一味地囊括，而是要适当让出一定的比例用于“试验站”的技术科研，充分协调好与大学“试验站”之间的利益分配关系。

（三）运行“试验站”推广模式，要创新面向包括穷人在内的农业技术推广机制。

就农业技术推广体系改革来看，农业技术推广体制改革应以广大农户的利益为目标，充分考虑到农户对农业技术的接受能力，将农户反馈机制引入农业技术推广制度。^[24] 有学者对农户技术采用行为做了研究，指出农民掌握信息的程度、农民个人特征和家庭特征等对农户采用新技术有重要影响。^{[25] 、[26]} 然而，当前这种“试验站”模式最初阶段都是面向示范户，这些示范户都是村庄里的“先锋农民”^[27] ，他们具有比较丰厚的金融资本和社会资本。虽然多数农户总是能通过技术市场寻找到满足其实际需求和接受能力的新技术，但贫困农民的生计脆弱性特征往往使其缺乏尝试经济效益更高但成本和风险更大的新技术的能力，这种差异客观上进一步加剧了农民之间的贫富分化 。^[28] 因此，“试验站”模式不仅要关注村庄的富人，更要减轻穷人采用新技术的成本，否则会引发社区贫富的急剧分化，不利于农村社区的均衡发展。

（四）推进“试验站”建设，不能忽视农村人口结构变迁的宏观背景

发端于20世纪80年代初的农村劳动力流动，使得当前农村人口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并呈现失衡状态，尤其是农业劳动力结构的不均衡性逐渐彰显，并表现出“女性化”和“老龄”化之特点。加之，西部农村地区的农业生产条件受到自然环境影响非常大，尤其是干旱，半干旱地区，因此大量的青壮年劳动力外出务工，导致“两化”问题更为严重。因此，面对农业劳动力结构性失衡，“试验站”要充分考虑到技术传播的受体在发生变化这一事实。唯有如此，才能为进一步推进“试验站”的建设工作提供保障。

参考文献

[1] 王建明、李光泗、张蕾. 基层农业技术推广制度对农技员推广行为影响的实证分析. 中国农村经济，2011 （3 ）：4 ~ 14.

[2] 阿瑟・刘易斯. 经济增长理论. 商务印书馆，1983.

[3] Lucas,R.E. On the Mechanic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1988(22):3 ~ 42.

[4] 西奥尔・W ・舒尔茨. 改造传统农业. 商务印书馆，1999.

[5] 速水佑次郎［日］、拉坦［美］. 农业发展的国际分析.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

[6] 顾焕章. 技术进步与农业发展. 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1993.

[7] Marsh,Sally P.;Pannell,David J.;Lindner,Robert K.:Does Agricultural Extension Pay?A Case Study for a New Crop,Lupins,in Western Australia,Agricultural Economics,30,2004.

[8] 展进涛、陈超. 劳动力转移对农户农业技术选择的影响. 中国农村经济，2009 （3 ）：75 ~ 84.

[9] 黄季�，胡瑞法，孙振玉. 让科学技术进入农村的千家万户. 农业经济问题，2000 （4 ）：17 ~ 25

[10] 郑有贵.1978 年以来农业技术政策的演变及其对农业生产发展的影响. 中国农史，2000 （1 ）:91 ~ 98

[11] 胡瑞法，黄季�. 中国农业技术推广投资的现状及影响. 战略与管理，2001( 3):25 ~ 31.

[12] 中国农业技术推广体制改革研究课题组. 中国农技推广: 现状、问题及解决对策. 管理世界,2004(5)57 ~ 75.

[13] 张东伟、朱润身. 试论农业技术推广体制的创新. 科研管理，2006(3) ：141 ~ 145.

[14] 汪学军. 中美农业科技发展模式比较分析. 农业经济问题，2010 （8 ）:52 ~ 56.

[15] 黄季�、徐志刚、胡瑞法. 农业科研与推广资金投人与使用情况. 中国政府支农资金使用与管理体制改革研究子课题报告，中国科学院农业政策研究中心，2002.

[16] 高翔等. 建立大学农业科技推广创新体系的思考.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社会科学版）,2002(4) ：53 ~ 59.

[17] 高启杰. 农业推广理论与实践. 中国农业大学出版社，2008:253

[18] 吴敬琏、俞可平、福格尔（美）等著. 中国未来30 年.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0.

[19] 李维生等著. 《构建我国多元化农业技术推广体系研究》，北京：中国农业科学科技出版社， 2007 ：177.

[20] 高启杰. 农业推广组织创新研究.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83.

[21] 李维生等著. 《构建我国多元化农业技术推广体系研究》，北京：中国农业科学科技出版社， 2007 ：174.

[22] 吕建秋. 我国财政对农业科技投入的机制分析与对策探讨. 华中农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05(5):4 ~ 7.

[23] 高启杰. 农业技术创新: 理论、模式与制度. 贵州科技出版社，2003.

[24] Landon lane, C.and Powell,A.P. Participatory Rural Appraisal Concepts Applied to Agricultural Extension: a Case study in Sumatra , Quarterly Bulletin of IAALD,No.1.1996.

[25] 朱明芬、李南田. 农户采用农业新技术的行为差异及对策研究. 农业技术经济，2001 （2 ）:26 ~ 29.

[26] 曹建民、胡瑞法、黄季�. 技术推广与农民对新技术的修正采用. 中国软科学，2005 （6 ）:60 ~ 66

[27] Ye Jingzhong, Processes of Enlightement: Farmer Initiatives in Rural Development in China , Wageningen Universit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