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中乡村研究》序：关中农村研究的价值
关中，是陕西中部关中平原的简称，在中国历史上最早提及并大量使用关中地名的历史典籍，历史学家的考证应该是西汉时期的《史记》，《史记》中提及“关中”地名四十余次。关中的地域现在一般依据的是史念海、李之勤等编写的《陕西军事历史地理概述》中的界定：“是指陕西中部秦岭以北，子午岭、黄龙山以南，陇山以东，潼关以西的区域。”关中是中国农业文明的发祥地，古有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农官后稷教民稼穑于此，周秦汉唐十三朝古都在此兴衰更替，更是与关中发达的农耕文明有着直接的关系。随着唐末至宋以降北方人口大量南迁，中国农业核心区向南转移，关中农业的地位才开始动摇。有史以来关中地区就素以“八百里秦川”而著称，一直是中国重要的农业生产区域。但是，如果翻开民国期间海外学者对中国农村的研究，华南地区有弗里德曼的宗族研究，西南地区有施坚雅的乡村基层市场共同体的研究，华北地区有平野义太郎的村社共同体的研究，有杜赞奇的乡村权力的文化网络研究等等，有影响的研究唯少有西北地区的关中研究。国内学者虽多有涉及，也少有系统深入研究。那是不是关中农村研究不具有代表性，没有价值呢？当然不是，关中农村既具有典型性，又具有代表性，对于认识中国农村发展全貌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与实践意义。
关中农村的典型性与独特性，从历史的视角给予透彻分析的是秦晖先生，秦晖先生在《田园诗与狂想曲》中分析指出：第一，关中乡村发展模式具有典型性：“关中是中国‘黄土文明’的发祥地、封建社会与大一统国家的摇篮……当中华民族领先于世界各民族时，关中是灿烂中华的灿烂中心；当中国被世界近代化进程所抛弃时，关中又是停滞中国的停滞典型”。 第二，关中乡村发展模式具有独特性：传统社会中，关中农村发展具有许多独特的特点，如“宋元以后关中农村逐渐小农化，大地产与无地农民均减少，到民国时代，租佃关系几乎消失。这与通常所讲的‘两极分化’‘土地兼并’‘租佃经济’模式迥异。又如，明清以来，关中的租佃关系不断萎缩的同时，‘雇工经营’却颇有发展，但与之相应的却不是商品货币关系的发达，而是相对自然经济化的日益加深。再如，与商品货币关系斩断宗法纽带的一般推理相反，近代中国商品经济最发达的东南农村宗族关系与族权势力最强大，而相对封闭保守、自给自足的关中农村反而相对少有活跃的宗族组织和强大的族权。但关中农民的自由个性与独立人格并不因此而得以比南方发达。”关中农村也从来没有过宗教狂热。因此对关中农村发展模式的经验研究会有其“超经验”的意义。
对关中农村的独特性与代表性，贺雪峰先生也有着自己独到的认识，他在对中国农村社会关联的研究中认为：中国地区的差异很大，从乡村治理的角度看,存在农民认同与行动单位的差异。“所谓农民认同与行动单位,是指在日常的生产生活中,农民可以依托解决超出家庭范围公共秩序和公共事务的合作单位,因为存在认同,单位内的人都是自己人,从而可以相对克服超出家庭单位的搭便车困境。在当下中国,不同区域农民认同与行动单位的规模和强度存在差异,这种差异极大地影响甚至决定了中国乡村治理的区域差异。”“这样,我们可以依据在农户家庭以上是否存在认同与行动单位及存在什么类型的认同与行动单位,列举出不同的村庄类型。在其中一端,是所谓原子化村庄,这里的原子不是指个人而是指农户家庭;在另一端,则是所谓宗族村庄。在两端之间,则可以分列出存在诸如“兄弟联合家庭”、“小亲族”、“户族”等家庭联合的,规模不等、强度不同的村庄类型。认同是一种地方性共识,是一个相当广泛区域人们所共有的关于规则的知识,因此,农民认同与行动单位的分布具有区域特征。”“村庄关联度的高低,构成了村庄秩序的基础,在村庄秩序与村庄关联度之间,具有一系列有趣的对应。存在强有力宗族组织村庄及与之对应的村治状况,就构成了一种村治的模式,可以叫做宗族型村治模式。”江西、福建等省的村治模式,与宗族型村治模式相当接近。“农民传统的各种联系大多解体,现代联系又没有建立,农民呈原子化状况的村庄,及与之相对应的村治状况,构成了另一种类型的村治模式,可以叫做家户型村治模式。”湖北荆门最为典型，可以叫做荆门村治模式。东三省的村治模式与荆门的情况相当接近,并且因为市场经济的渗透和现代传媒的侵蚀,正有越来越多的村治模式变得接近荆门模式。在河南和安徽北部的阜阳多以小亲族群体作为村治中主要活动力量,这种村治模式中,以兄弟、堂兄弟等强有力关系为主体的小亲族群体,往往在村治中发挥着相当重要的作用,由此形成了相当独特的小亲族型村治模式,这种村治模式也可以叫做阜阳村治模式。这种模式可能会占黄淮海大平原的大多数地区。“以户族作为基本的红白事单位,且户族事实上参与了户族内及户族外各种事务的关中农村,其村治模式与宗族型村治、家户型村治模式和小亲族型村治模式,都有相当的不同,可以称为户族型村治模式。”关中的户族只是一个较小规模的以办理红白事为主要职能的行动单位,这个规模的行动单位,只能有限地解决村民之间的互助问题, 它可以调解处理户族内的大部分矛盾,但户族一般缺乏对外的功能，户族规模较小,一个村委会,可能会有数十个户族存在。如果户族内部具有较强的整合力,一个村委会也会有数十个户族代表,这么多人来商议事情,达成一致意见的机会不会太多。相对来说,在村民小组范围内,一般只有2-4个户族,在这样一个规模,不同户族的代表很容易就村民小组内部事务达成一致意见,并且有能力将这种一致意见在本户族内部贯彻下去。这样一来,在关中农村,村民小组就成为一个更为重要的公共物品供给单位,而村委会则管的事情较少,且村委会事实上很难管这些公共事务。户族也难以制造出垄断性的权力和对个性压抑,从而使村民个性化的权力也有伸张的空间。 （贺雪峰，2005）一些学者在其他领域的研究，如萧正洪教授对历史时期关中地区农田灌溉中的水权问题的研究（萧正洪，1999），王习明对关中农村老人“朝庙子”现象等民间信仰的考察（王习明，2008），董敬畏对关中地区家庭变迁的考察（董敬畏，2006）等，从不同侧面透视出关中地区宗族组织不发达但是农村社会又有一定的亲缘组织性的状况，可以印证贺雪峰先生的观点是成立的。
秦晖先生和何雪峰先生对关中农村的研究是当代学者中具有代表性的观察与认识，从他们和其他一些学者的研究来看，关中农村是具有典型性、独特性、代表性的农村地区，对关中农村的研究具有非常重要的学术认识价值和指导中国乡村治理与发展的实践价值，关中乡村的典型性具有对与其相似农村地区的推论价值，关中乡村的独特性具有为宏观理论建立个案积累的学术价值。但是无论是在海外学术界还是在国内学术界关注关中农村的学者还是非常少，对关中农村的系统深入研究还非常匮乏。
所幸的是新世纪以来，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农村社会研究中心开始聚集了一批年轻的学者，他们致力于认识和改造中国农村社会，致力于关中农村社会研究，在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农村社会观测站基金的支持下，他们坚持每年深入关中农村，与农民同吃同住，在深入细致的田野调查中研究关中农民，研究关中农村，他们中的一些研究，如赵晓峰博士的“庙与庙会：作为关中农村区域社会秩序整合的中心”， 对关中农村的研究已经产生了富有意义的认识成果。2014年，已故的著名社会学家郑杭生教授在中心参加西部农村发展论坛时，特别以关学创始人，关中著名学者张载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天下开太平”的横渠四句勉励中心学者要秉持关学传统，深入开展关中农村研究，先生还特别为中心题写了“关中学派传统深，横渠四句是经典，西北农研待继开，青年才俊勇担当”的留言。今天我们看到的这本《关中乡村研究》第一辑，是我们期待已久的这些富有朝气和理想的年轻学者对关中乡村研究的初步成果，也是我们农村社会研究中心关中农村研究拉开的序幕，我相信在不远的将来，这些富有朝气和理想的年轻学者们一定会秉持关学传统，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的情怀，开创关中乡村和中国农村研究的新天地！
付少平
2015年9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