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筑中的文化”与“文化中的建筑”：
对关中一古村落建筑的文化社会学解析*
郭占锋 张和荣
摘要
：作为关中地区极具代表性的传统古村落，韩城党家村获得了建筑学界的极大关注，众多学者对党家村的古建筑做了较为细致的研究，其侧重点集中于“建筑中的文化”，较少有学者从社会学的角度对党家村古建筑进行文化阐释。因此，结合文献资料和田野调查，本文从文化社会学的视角出发，探寻村落建筑之后被隐藏的文化形态，并且从宏观的角度着眼于“文化中的建筑”，认为村落古建筑是村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村落文化孕育出村落建筑，并赋予村落建筑的灵魂，村落建筑只是村落文化外在的具体呈现形式。
关键词
：建筑中的文化; 文化中的建筑; 党家村; 村落古建筑
一、引言
历史上，关中地区曾经对社会发展产生过重大影响。然而，深厚凝重的关中农村却始终没有进入当前学术界的视野，处于边缘化的位置。很多人对关中农村的了解仅仅限于几部描写陕西乡土社会与文化的文学作品。其实，关中农村不仅蕴含着丰富多彩的地方文化，而且饱含着历史悠久的建筑文明。韩城党家村作为众多关中农村中具有代表性的村庄，自上世纪80年代末期以来，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相关学者也对其进行了研究。纵观这些研究，其研究视角多是从建筑学的角度出发探讨党家村村落建筑的建筑学意义，并着眼于探究建筑中一些较为具体的文化符号，即大部分研究探讨的是建筑中的文化，而且是极细微的文化符号。因此，本文从文化社会学的视角出发，企图探寻“文化中的建筑”这一层面的含义即认为村落建筑是村落文化的符号表达，村落建筑体现着村落文化，村落文化孕育出村落建筑。实际上，“文化中的建筑”和 “建筑中的文化”是从不同学科来研究“建筑”与“文化”之间的关联，"文化"与"建筑"互为载体，文化支撑了建筑，使建筑得以有灵魂，建筑也作为文化的载体，使文化具体表现出来并得以延续，同时，宏观的文化背景却影响着村落建筑的构建，并进而形成了具体的建筑形态。在讨论“文化”与“建筑”之间关系之前，有必要探析“文化”与“建筑”的定义。英国文化人类学家爱德华•泰勒（E.B.Tylor），在《原始文化》（1871）中认为，“文化，或文明，就其广泛的民族学意义来说，是包括全部的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以及作为社会成员的人所掌握和接受的任何其他的才能和习惯的复合体”。马林诺夫斯基则认为，文化是一个组织严密的体系，同时它可以分成基本的两个方面，器物和风俗，由此可进而再分成较细的部分或单位。文化是包括一套工具及一套风俗――人体的或心灵的习惯，它们都是直接的或间接的满足人类的需要。梁漱溟则指出“文化是人类生活的样法”。其认为，“文化，就是吾人生活所依靠之一切。如吾人生活，必依靠于农工生产。农工如何生产，凡其所有器具技术及其相关之社会制度等等，便都是文化之一大重要部分”。“俗常以文字、文学、思想、学术、教育、出版等文化，乃是狭义的。我今说文化就是吾人所依靠之一切，意在指示人们，文化是极其实在的东西。文化之本义，应在经济、政治，乃至一切无所不包。”其实在任何民族的文化里，物质的应用，的确是占有很重要的地位。所以有物质文化一词之设，用以显示物质方面文化的重要。文化一词，像社会遗产（Social Heritage）一样，包括一切物质文化及其他如知识、信仰、道德、法律及习俗等文化部分。如果将文化或社会遗产所有的内容列述出来，则将包含泰勒所谓的“复杂个体”的各部，而成为一个极长的目录。至于各种社会制度或组织，也是文化极重要的部分，与前面所列举的并没有轻重之别。郑杭生认为，广义上的文化是与自然现象不同的人类社会活动的全部成果，包括人类创造的一切物质与非物质的产品的综合。
总的来说，对“文化”的多种不同定义，都注重文化是由人所创造的物质和非物质的产物。本研究认为，吉登斯（Anthony Giddens）的概念充分概括了上述不同定义：“文化既包括无形的方面――信仰、观念和价值，这是文化的内容，也包括有形的方面――实物、符号或技术，它们表现着文化的内容。”吉登斯认为文化有形的方面是表现着文化的内容，而不是说有形的方面是文化本身。因此，社会学意义上的文化，应该侧重有形的方面所表现的文化内容。换句话来说，“我们也不应该认为文化的副产品或创造物就是文化本身。”也就是说，社会学意义上的“文化”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它不是指人类所创造的物质或者非物质的产物的本身，而是另一种概念。卢克•拉斯特（Luke Lassiter）对文化的定义是最可取的：“文化是一个共享和协调的意义系统，这一系统是由人们通过阐释经验和生产行为而习得并付诸实践的知识所获知的。”只有这样的定义成立，我们才能对人类所改造过自然进行文化的解读。比如，人类的建筑并不是文化本身，体现在建筑上的“共享和协调的意义系统”才是建筑的文化。
相应对于“建筑”这一概念，学者们的定义比较统一，与“文化”相比，它是一个通俗易懂的概念。建筑在英文里可以与Architecture，Building和Construct等三个单词对应。这三个词分别指建筑学，建筑物，构筑。汉语中“建筑”原本指“营造”，接近英文的Construct，但是如今却包括了以上三个词的意义。有学者认为，“建筑”是个复合概念，这与西方建筑学上讨论的Architecture 是不对等的。有学者也认为， 建筑既是某种营造活动，又表示这种活动的成果――建筑物，也指某个时期、某种风格的建筑物及其所体现的技术和艺术的总称。要对建筑进行研究和解读，首先所面临的问题是我们怎样看待建筑。美国哈佛大学的建筑批评家迈克尔•海斯（K.Michael Hays）的一篇题为《批判性建筑――在文化和形势之间》的文章，为我们总结了长期以来存在于建筑学领域的解读建筑的基本态度与立场。虽然他的文章旨在描述在两种立场――“建筑作为文化手段”和“建筑作为自治形式”之外存在的第三种解读立场――“批判性建筑”。正如吉登斯和拉斯特所持的观点一样，本文从文化社会学的视角出发，在文献研究和田野调查的基础上，认为村落建筑只是村落文化外在表现形式，建筑学所研究的是“建筑中的文化”，建筑所表征的文化含义，而文化社会学所关注是“文化中的建筑”，即除了探究外在表现出来的建筑形式外，更应该探究的是促使文化何以指导或者孕育出这种具体的建筑形态，或者村落建筑的文化背景，建筑虽然承载了文化，但是建筑同样孕育文化之中。
二、古村落介绍
党家村约有680年的历史，位于陕西省韩城市境内。韩城市，又名司马故里，是中国古代伟大的史学家、文学家、思想家司马迁的故乡。党家村西距韩城新城区约为9公里,东距黄河约为3.5 公里，位于黄土高原区的东部边缘，海拔为400～460米。党家村具体所在的位置十分隐秘。相比处于地势较高的塬上的许多关中农村，党家村则坐落在泌水河流经的沟谷中，周围被树木环绕，从塬上一般很难察觉党家村的存在。党家村的祖先选址于此，有其历史的合理性。中国古代是一个农耕社会，农业和土地堪称中国古代老百姓生命的根本，所以古代村庄的选址一般都依山傍水，党家村同样如此，选址在泌水河旁。泌水河虽然很小，却是黄河一级支流，常年有流水，可为附近居民提供部分生活用水，同时由于地处谷底，使得地下水位较高，打井方便，故而使村落拥有足够的饮用水源。而且泌水河冲刷形成的葫芦形谷地南北宽35米，东西长800米，有一定规模的用地，可满足村庄建设之需要。党家村地理位置特殊还在于其虽处于河谷但却不易遭遇洪水威胁。党家村村址北高南低，排水十分畅通，且泌水河在党家村这一段河道较宽，河岸高差达30～40米，基本可满足排洪的需要。建村以来，数百年间，未曾遭遇水患。位于河谷也使得党家村“房屋千宇，不染尘埃”，村内至今还流传着这是因为何仙姑扔“避尘珠”于高塔之上的传说。其实主要的原因是：“党家村南北两侧台塬土质多为粘性土，不易起尘，且该地区受黄河河谷影响，风速较高，飘尘不宜降落，因此村落空气清新，街道屋宇少有积尘。北依高原，南临泌水的党家村日照充足，却又因处于葫芦形谷地中，而免于西北风的侵害”。
党家村主要由党、贾两姓村民组成，其中有党氏三支族和贾姓一支族，是一个典型的由同族、姻亲关系而聚居形成的集中式村落，人口密度很高。从元末党氏建村至明初贾姓加入，两姓和睦相处、农商并举、和谐相处、共建家园；而耕读并重、崇尚文化使得村内人文蔚起、英才辈出。党、贾两姓的关系可简略地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党贾两姓各自经商，和睦共居（约为公元1525年至清乾隆年间）。第二个阶段是党贾两姓合兴合发，两溪相汇且两族分明（约是清乾隆年间至新中国成立前）。在这一阶段虽然生意上有合作，但是两族之间还是有明确的区分，各家有各家的分银院、祠堂等。第三个阶段是宗亲关系的弱化时期。伴随着新中国的成立，从土地改革、互助组、初级合作社、高级社，再到“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制度，宗族村逐渐向行政村转变。宗族势力的退场，国家权力的进入，党家村人之间的关系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原有的党氏一门、二门、三门和贾氏的划分被打破，人们的日常生活渐渐地以生产队为中心，而不再是宗族。从一定意义上来说，党贾两姓关系的发展史就是党家村村庄的发展史。党家村现今仍然有党、贾两大姓，其中党姓人口约占总人口的60%左右，贾姓人口约占总人口的30%左右，剩余10%为杂姓。村落的形态由“下村上寨结构的古民居”和新时代下的“新村”组成。古民居中保存有元、明、清三代的各种房屋建筑。目前，全村共有320户，1400余人，村民主要靠就近打工和种植传统农作物为生，少数从事旅游业。
党家村自党族始祖党恕轩于元朝至顺二年（1331年）从陕西朝邑（今属大荔县）逃难避乱至韩城县北乡起，距今已有684年的历史。真正使党家村闻名的与其说是悠久的历史，不如说是其独具特色、保存完整的古建筑群。英国皇家建筑学会的查理教授曾说：“东方建筑文化在中国，中国民居建筑文化在韩城”。而日本建筑学者青木正夫在走遍世界各国、遍寻各地特色建筑之后，仍觉得没有搜寻到符合心意的古民居，在见过党家村的建筑之后，曾感叹道：“我曾到过欧、亚、美、非四大洲十多个国家，从来没有见过布局如此紧凑，做工如此精细，风貌如此古朴，文化气息如此浓厚，历史如此悠久，最为重要的是保存如此完好的古代传统民居。”1987年和1989年，由包括青木正夫在内的日方调查人员和西安建筑科技大学研究人员所组成的中日联合调查团对党家村的古民居建筑进行了两次大规模、详尽的调查，搜集了大量的数据和资料，最终撰写成日文版的《党家村》和中文版的《韩城村寨与党家村民居》，使得党家村声名鹊起。作为一个闻名中外的中国历史文化名村，党家村是中国传统古村落的典型代表。村落目前保护完整，塬下为村，塬上为寨，村寨相连，有古塔、暗道、古井、祠堂、哨门、看家楼、泌阳堡、节孝碑等18处古建筑，125处古民居四合院，古巷道20多条。
三、研究视角转换:从"建筑中的文化"到“文化中的建筑”
所谓“建筑中的文化”，是指建筑中那些具体细微的文化符号，即作为文化的建筑。建筑中的文化是从微观的视角出发，认为村落建筑中的一些具体的细节与符号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村落建筑文化。建筑学多从这一角度出发对建筑的具体细节和形式进行探讨。已有对党家村的众多研究就是从这一角度出发，最早如中日联合调查团对党家村的调查并出版的《韩城村寨与党家村民居》。此外，还有如钱文韬对党家村村落空间、建筑造型等分析。还有如王晓菲对党家村门楼艺术的专门研究，其从党家村门楼艺术的功能与形式、装饰特点、实例研究及历史演变等方面对党家村的门楼艺术进行了专门的研究。路伟则对党家村民居建筑中的装饰纹样特征进行了研究，探讨了形成建筑装饰纹样的核心观念，并对不同建筑上的装饰特点进行了分析。徐浩、闫增峰和周鑫则从空间要素、空间组织、装饰意匠和地域性营造技术对党家村的地域性特征进行了解析。李永轮则认为，传统民居的建筑的装饰图案赋予了朴素的建筑以形式美感、社会、文化、民俗、宗教意义的表现。李茜也对党家村门楣装饰艺术中的吉祥文化进行了专门探究。当然，建筑学视角下对党家村村落建筑的研究也是极具研究价值与意义，本文却想转换研究视角，试图从从建筑学这种着眼微观层面的研究方法中剥离出来，进而从文化社会学的视角，从宏观文化层面上对党家村的村落建筑进行另一种解读和探究 ，即强调“文化中的建筑”这一研究视角。所谓“文化中的建筑”，是指建筑作为文化的一种表现形式，建筑背后蕴含的文化意义。在本文中，“文化中的建筑”是从宏观的视角出发，认为村落建筑的建造是受宏观文化背景的影响,文化支撑着村落建筑，文化是村落建筑的灵魂。众多学者也认为，建筑是文化的载体。建筑所能承载和反应的人类文化，深刻而广泛的反映着人类的文化，它包含了哲学、伦理学、政治学、心理学、美学以及民俗、民风和工艺技术，还有语言文学、制度习俗、宗教信仰和科学技术等诸多方面；我国传统民居作为建筑，是反映我国传统文化的载体，这一方面主要表现在：民居体现着审美理想与精神世界；它也是传统文化内涵的凝聚。相关学者也从这一视角进行了研究，例如从湖北传统建筑中解读出楚文化、从潮汕近代民居中解读海洋文化内涵[ ]等，无一不是通过观察建筑的布局、样式和内容来解读其背后的文化内涵这种方法来进行研究。要探究村落建筑受何种文化的影响，需将村落建筑放置于其被建造出来的历史阶段中加以考察。韩城党家村起源于元朝末年，并在明、清两个朝代繁盛与发展，因此应将其放置于明清时期加以考察。明、清时期是我国封建时代的末期，也是封建时代最后一个鼎盛时期。结合对党家村的田野调查，并纵观党家村发展的历史背景，本文认为对党家村村落建筑的建造产生影响的主要是传统的儒家文化与中国传统的风水学文化。
作为封建社会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儒家思想经过长久的变迁与融合形成了儒家文化。儒家文化的核心是“仁”与“礼”，而对党家村错落有致的古建筑起着重要的指导作用的则是“礼”，通俗一点来说，就是儒家所提倡的“礼”，即所形成的一整套封建社会的伦理道德影响着党家村村落建筑的构造。因此党家村的村落建筑在构建时特别注重长幼尊卑有序等儒家传统礼法。首先，在党家村私人建筑中，儒家文化对其产生的最重要的影响是对其房屋布局与房屋分配的影响。党家村的私人建筑多为四合院，四合院的布局一般来说，东西厢房一般是分配与构建要遵循家中兄弟的辈分，同时家中厢房、厅房与门房的分配也是完全按照家庭成员的年龄辈分来进行。此外，私人建筑的门楣、门额也多题刻的是象征儒家思想的字词。家中题刻的家训更是对儒家思想的直接反映。在公共建筑中，祠堂作为宗族社会的象征，节孝碑是封建妇女道德伦理标准的象征，这些公共建筑作为封建社会伦理道德的标准含义，是儒家文化在公共建筑上的投影。党家村发源于元朝末期，兴盛于明清，大量建筑也是在这一时期建造。
1.祠堂作为宗族社会重要的文化标志
祠堂是党家村最为重要的公共空间。党家村总共修建过11座祠堂，这些祠堂分成合族、分门、分支、个人四类。合族祠堂有党祖祠、贾家祠堂两座；分门祠堂有党长门、二门、三门祠堂三座以及贾家二门祠堂；分支祠堂有前二门祠堂、西报本祠、东报本祠、辉斋祠四座；个人祠堂有党太守祠。如今保存完整的仅有5座，其中村中存有三座、上寨有两座，祠堂多为四合院建筑。（如图1略）
祠堂中所进行的活动，主要为祭祖和议事。党家村一年中有五个节令举行祭祖活动，如大年三十、元宵节、清明节等节令，祭祀活动一般在家中和祠堂中同时进行。祠堂文化促进着党家村文化的发展与传承。通过调查发现，祠堂文化使得党家村人至今仍保持着对孝道的尊崇以及对老人的尊敬。党家村一直有着“破老”的习俗，即规定多少岁以上为老人，党姓由于人多，所以党祖祠一般60岁以上就算是老人，而其他祠堂50岁以上的都为老人，老人享有很高的地位。党族祖祠门前至今仍保留有一个历史久远的长寿凳，按以往的规范，只有60岁以上的老人才被允许坐在长寿凳之上。我们在一个五口之家进行访谈时，家中年长的奶奶说话行动不方便，一直坐在轮椅上，而在我们的访谈过程中，其20多岁的孙子一直在照顾着奶奶，给她换衣服，照顾她吃东西，无微不至，这其实也是对孝道及尊敬老人精神的继承。如今在村中居住的75岁高龄的党蒙后人曾说：“过去，到八月十五，还能按辈分，到祠堂里领烧馍子，比方说，你80岁了，你资格老，给你分8个烧馍子，他70岁了，给他分7个，后边的小孩一二十岁的娃，小娃每人两个，你家里有三个小孩，你领6个烧馍子，是按照年龄领馍，实际上就是把家族里家里边的人按辈分区分开来，为什么他要领8个，你领7个，把你俩个区别开来，他年龄大，受到尊敬了，所以他可以领8个。”这正体现了党家村祠堂活动对于孝道的重视和对老人的尊敬，同时也体现了长幼有序这一思想，但是党家祠堂的这一分馍活动只给男丁分，而不给女丁分，也体现了其所遵循传统社会男女有别的思想。
党家村的祠堂文化其实是在儒家思想主导的传统社会之下产生的，故其秉持着长幼有序、男女有别的儒家传统思想，并重视族规、乡规民约对于族民、村民的约束与规范。党家村传统社会有着严密的祠堂系统，表现在数量众多的祠堂，并开展祭祖、议事等祠堂活动，族田收入与基金提供经济与物质支持，“公直、老人”制度管理村庄和宗族事务。这在无形之中使得族民、村民的凝聚力得以形成并增强，宗族与乡村社会也被稳定地控制、管理与教化着，宗族与乡村社会才得以稳定发展。而这其中，祠堂所确立的长者权威使得孝道至今仍在党家村得以持续传承。
2.“节孝碑”与“看家楼”作为教化村民的文化符号
在党家村众多建筑中，具有凄美历史典故的唯有节孝碑。节孝碑，位于村中大巷东侧。相传，这是光绪年间，村里的党伟烈在进京赶考的过程中不幸暴毙而亡，其新婚妻子牛孺人遵循着传统的封建道德准则，留在丈夫家，为丈夫守寡的同时，一直贤惠地侍奉着公婆，有人劝其改嫁，但牛孺人不为所动。其死后，人们将其与其夫党伟烈合葬在一起，并上报朝廷为其建造节孝碑。节孝碑正上方斗拱下的匾额上雕刻有“巾帼芳型”四个字，碑的正面两侧有一副对联：“矢志摩他，克谐以孝；纶音伊迩，载锡其光”，尽是赞颂牛孺人之意，正文的碑文则为“旌表敕赠徵仕郎党伟烈之妻牛孺人节孝碑”，意指皇帝下令表彰牛孺人的节孝行为，让其他妇女学习。
党家村的中心地带，矗立着看家楼，楼高四层，面朝南面，在党家村众多四合院的衬托下显得格外显眼。看家楼是韩城人民为了感谢党家村人党天成而修建的，民国七年，驻守韩城的秦保善随意敲诈勒索，如有人拒绝则会兴兵劫掠，民众对此意见极大。秦保善在一次率部前往县北行劫时，与党家村人党天成所率领的“北区保卫团”发生激战。之后秦保善率部七百余人，侵入党家村进行报复，先将党天成的院子放火烧毁，并在村寨中行暴抢劫，党天成联合韩城西区民团，经过几次苦战，终于打败秦保善，赶走了秦保善这股土匪。韩城人民为了感谢党天成，联合全县人民集资为其重修院落，并增修了看家楼。看家楼由于比村中其他四合院高，也可作�望塔之用，是村中的防御建筑之一。
节孝碑与看家楼都是具有纪念性质的党家村特色建筑。节孝碑是为了表彰牛孺人作为封建社会中一个合格的贞节妇女所应有的道德与操守，而看家楼则是人们为了感谢党天成为党家村与韩城的安定所做出的贡献。两栋建筑都处于村中的显著位置，节孝碑处于村里大巷，是从下村到上寨的必经之地，而看家楼则处于村落的正中心。两栋建筑建造之初，是为了纪念与感谢，然而其却在无形中教化着党家村的村民。由于所处的区位使得两栋建筑极为显眼，人们经常可以看到，在看到这些建筑之后，村民们想到的更多是其中所蕴含的历史典故，这些典故所传达的思想于无声中教化着人们。节孝碑使得人们意识到封建妇女就应该如牛孺人一样，坚持节孝，即使守寡，也应继续服侍公婆，应该遵守封建女性所应遵守的道德准则，如有违背，那就是为人所不齿的。而看家楼则在无形中教育着人们要具有勇于抗争、为民除害的观念。节孝碑和看家楼可以说是传统封建妇女品德和个人应有品质的标准在党家村物质形态上的外化，即这些观念与标准外化于可见的建筑物之中，教化着人们。人们一抬头就能看见这些建筑物，进而联想到这些典故以及典故背后的规范，在无声中又将其内化于心。
3.“文星阁”与“惜字炉”作为村人重视教育的象征
文星阁是党家村的村标，位于党家村东南，面朝西北，是党家村最高的建筑物，总共有六层，高达39.5米，是一座六棱形的塔形建筑。顶盖类似将军盔，尖而峭，上有宝顶，六根铁绳从顶上牵起六角飞檐，飞檐下则各垂一只大铁铃。文星阁总共六层，每层都供有与文运相关的圣人或神，第一层供奉有至圣孔子以及被称作“十哲”的子游、子夏、冉有、子路等十位孔子门下的高徒的牌位，第二层供有复圣颜渊，第三层供有宗圣曾参，第四层供奉的是述圣子思和亚圣孟轲的牌位，第五层供有文昌帝君的牌位，最顶层则供奉有一手拿墨，一手执笔，正在点元的魁星爷，即文曲星的塑像。在文星阁外侧，每层都有村中举人或秀才所题写的独特题词。在文星阁之下的入口处有小亭，亭下正面是两根红色明柱，柱上是村中清朝举人贾乐天所题的木制对联：“巍焕楼台新气象；森严龛阁旧规模。”而在第一层门外也有一副由村中的清朝秀才党纪烈所写的木制对联：“配地配天洋洋圣道超千古；在左在右耀耀神灵保万民。”村中的文星阁原建于明朝嘉庆年间，为木塔，但后来遭遇火灾而烧毁，如今村中保存的文星阁则是光绪年间历时八年所修建的砖塔。在与村中长者访问时，村中长者曾说：“文星阁建造的目的就是奉先贤、勉后学，供奉孔子、孟子、程朱的牌位，以劝勉子孙后代获取科举功名。”
值得一提的是，村中据说还设有四座惜字炉，人们不用的废纸都不能随意丢弃或是用来糊墙，而应放入惜字炉中集中焚毁。这些都折射出党家村对于教育及文化的重视，访谈中，一位党姓老先生说道：“据现在有人统计，从同治到光绪年间，党家村出了1个进士，5个举人，6个贡生，44个秀才。”这些都意味着党家村人对于科举功名的重视，其中一个原因就是科举功名的获得，可以提高其社会地位。由于历史上党家村曾外出经商的人较多，而传统的封建社会一直都坚持“重农抑商”的政策，商人在中国封建社会的地位相对来说一直都是偏低的，为了提高社会地位，商人一般都会自己考取功名或是使自己的子孙后代获取功名，这足以解释党家村对教育与文化为何如此重视。对于文化教育的重视，使得党家村人才不断涌现，又进一步促进了党家人的经商事业以及党家村的整体发展，这些因素之间的影响是相辅相成的。
4.“四合院”体现着中国传统家庭关系
党家村的四合院以其保存完整而著称，据统计，党家村如今保存完整的四合院有125
座。四合院作为党家村主要的私人建筑形式，其每一个元素都值得研究。党家村的四合院与北方的四合院差异较少，一般由厅房、厢房与门房构成。门房外有门楼，而且特别注重对门楼的装饰，门楼上有门楣或门额，同时运用木雕技艺对其加以装饰，门楼必须修得高大雄伟，以突出其雄伟气势与主人的身份与地位。中日联合调查团于1987年调查了158户党家村住宅，其中，厅房大多为三间型，为84户；厢房则多为四间型，为68户；门房则多为小五间型，有67户；厅房、厢房、门房多为两层；四合院中多为二代或三代人一同居住。通常情况下，厅房供奉着祖先的牌位，一般作为祭祀和设宴待客的场所，而家中的长辈一般居住于门房之中，晚辈则居住于厢房之中，并讲究兄长住在东侧，年龄或辈分较小的弟弟居住于西侧，而且在建造之时，兄长所居住的厢房比弟弟的房屋要高出一点，以示尊卑长幼之序。从四合院的居住分配形式与建造规范中，可以看见党家村对于辈份、排行的重视，即“长幼有序”；而从家庭结构来说，党家村传统家庭多为二代或三代共同居住，党家村村民倾向于联合家庭的组建，对于大家庭有着很大的向往，多以数代同堂为荣。
5.“门额”与“家训”蕴含着家庭文化
党家村的四合院门楼之上一般都有门额。以祠堂、哨门等公共建筑来说，门额有的是表明该建筑的名称，有的则是表达村民内心的期望；在私人建筑中，门额表示的多是家中的道德准则。村中门额尤以“耕读”两字为多，“耕读”所代表的是传统家庭“以耕养读”的思想，即坚持通过耕作以支撑读书，同时又强调耕读并重，既耕又读；而如“孝悌慈”则表明的是家中各方的相处准则，即晚辈应该孝敬长辈，同辈之间应互相尊敬，长辈对于晚辈则要保持慈爱。
党家村有着众多的家训，祠堂以及家庭经济情况较好的人家，与厅房相对的厢房一侧墙上大部分都刻有家训。然而在访谈中，如今多数村民表示家中并无家训，也有村民表示，个人道德修养不在于有无家训的约束，而应是亲身实践自己加强道德修养。在调查中发现了大量经典的家训，例如“言有教，动有法，昼有为，宵有得，息有养，瞬有存；心欲小，志欲大，智欲圆，行欲方，能欲多，事欲鲜。”“行事要谨慎，谦恭节俭择交友；存心要公平，孝弟忠厚择邻居”。“无益之书勿读，无益之话勿说，无益之事勿为，无益之人勿亲”。“薄味养气，去怒养性，处抑养德，守清养道”。“耕读世业，诒谋燕翼”。
每条家训若深入了解，都可作大篇幅的解读，如党蒙故居中的“耕读世业，诒谋燕翼”所表达的就是告诫家中子孙，坚持以耕养读，耕读并举，同时父母要为子孙谋福利，将财富与品德遗留给子孙，同时也希望子孙能如燕子的翅膀一样飞黄腾达。而“行事要谨慎，谦恭节俭择交友；存心要公平，孝弟忠厚择邻居。”则告诫子孙做事要谨慎，要虚心向别人学习，坚持勤俭节约，选择品德高尚的人交友；同时为人要公正，对长辈要尊重孝顺，对小辈要慈爱相处，选择忠厚的人做邻居。
除此之外，风水学文化同样影响了党家村村落布局传统。中国传统风水学文化源远流长，对传统社会房屋建造产生着重要的影响。古人遵循风水学思想，追求的是在对自然环境进行破坏重新建造房屋与建筑的同时，能实现与自然和谐相处，祈求可以实现人居兴旺，因此非常注重按风水学文化进行房屋与村落的布局。在党家村的私人建筑中表现较为明显的就是在建房时确定房屋的中轴线进而注重房屋的东西、南北的对称性。而在村落的整体布局中，则体现于两点，一是村落的巷道遵循的是“巷不对巷”的原则，村落巷道多是丁字形巷道，没有十字交叉的巷道，且村落曾建有多达25道哨门，这里除了是出于安全防御的作用外，所遵循的是风水学文化中“聚气”与“散气”。村落中的党姓老人说道“哨门它的一个比较抽象的作用就是聚气与散气，门一关，气就聚了，门一开，气就散了。”“巷道不是十字的，而是丁字的，也是出于聚气与去气的考虑。”除了巷道与哨门遵循风水学思想外，党家村村中还有风水树和风水塔。风水树位于党家村村落入口，风水塔即文星阁则位于村落的东南侧。中国的地势为西北高，东南低，有“取不尽的西北，补不尽的东南”的风水之说。故在村落的东南方向，常建有风水塔，以补地形之缺陷，塔不仅按迷信的说法可以辟邪，赈灾，保村落平安，同时它高大的形象也构成了村落一个标志。
四、结语
从地理位置上看，党家村位于塬下的河谷地带，隐秘难寻。但在这样一个相对偏僻的位置中，为何却能蕴育出开放灿烂的文化，本研究认为其中重要的一点是党家村较为严密的防御系统。党家村建筑以其独具特色及保存完整而闻名，而使党家建筑受破坏较少并保存完好至今的原因之一就是党家村坚固的军事防御体系，这一体系由上寨的泌阳堡和下村的哨门所组成。党家村的村落结构是下村上寨的分布类型，下村的哨门与上寨的泌阳堡组成了党家村封闭坚固的防御体系。但这种封闭的防御体系却并没有束缚住党家村人的思想，党家村人在这种安全的环境中反而具有了另外一种优势，即可以安静地学习传统的儒家文化并加以应用于建筑物的建造之中，使得在文化晕染下的党家村建筑具有了灵性。同时，党家村人善于经商为村落文化的发展提供了物质基础。党家村人经商事业最为繁荣之时，商业版图集中于河南等地，有“恒兴桂”、“合兴发”等商号，商业的发展为党家村建造大量的建筑提供了经济条件。传统中国社会，商人地位相对较低，因此人们富裕之后，都想要提升自身的身份地位，党家村人当然不例外。对于党家村人来说，提升社会地位的期望有两种表现形式：一是对教育与文化加以重视，考取功名；一是建造大量美观典雅的建筑。对教育加以重视，使得党家村产生了大量的文化人，这些文化人同在外经商的人一同将外部的文化观念带回了党家村，他们充当了党家村与外部世界相互交流的“中间人”，使得党家村这种“封闭的空间”却蕴含着相对“开放的文化”。由于传统社会受儒家思想的影响较大，党家村外出经商者以及大量文化人所带来的外部文化、观念也主要以儒家文化与思想为主。这种开放的村落文化最终又体现于村落建筑中，使得这些建筑作为文化符号与标志又对党家村与村民发挥着影响，并促进着村落的发展。
因此，村落建筑只是村落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村落建筑是村落文化的一种表达形式，村落文化孕育出丰富多样的村落建筑。因此说，只要充分理解建筑背后深刻的文化底蕴才能对这些具体的村落建筑有一个彻底的理解和全面的阐释，否则只能像单一建筑学的视角一样，只能对建筑局部的进行文化解读，并不能从整体把握这些建筑所代表的文化含义。因此，对于历史悠久，位置偏僻的党家村这一关中古村落要进行深度研究，除了关注其古建筑本身之外，更要研究这些古建筑背后所蕴含的丰富文化以及这些文化反过来又如何作用于村落建筑本身的，并且这些文化又是如何影响村落民众的行为意识，且使之代代相传。这可能是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