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生代农民工的逆城市化流动：转变的发生
张世勇
内容摘要
：本文以若干返乡新生代农民工打工生活史深度访谈资料为基础，运用扎根理论的研究方法，借助生命历程理论中转变、轨迹和持续等概念和原理分析新生代农民工流动意愿的转变。研究发现，新生代农民工的流动意愿抉择是与其家庭角色调适相伴随的决策过程，家庭角色在很大程度上锁定了他们最终的生活期望和社会归属。文章建议，应该正视新生代农民工逆城市化流动现象，在政策调整上做出有针对性的回应。
关键词
：新生代农民工；逆城市化流动；转变；生命历程；
The floating of counter urbanization of New generation of migrant worker:
The occurring of Transition
ZHANG Shi-Yony
(Research Center for Rural Society , Northwest A & F University , Yangling , S haanxi 712100 ,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the data of In-depth interviews a number of returning New generation of migrant worker, USES the method of grounded theory research, with the help of the concept of trajectory and transition and duration in life course theory analysis of new generation migrant workers will a shifting process. The study found that The flow will of the new generation of migrant workers will decide whether to their family roles adjustment accompanied decision-making process, their family roles to a great extent, lock their final life expectation and social attribution. Article suggested, should face up to the new generation of migrant workers flow counter urbanization phenomenon, Suggestions on the policy to make targeted adjustment.
Keywords: the new generation of migrant workers The floating of counter urbanization；Transition; Life cour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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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本文是笔者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返乡农民工的社会适应及社会应对机制构建研究”（项目批准号：12CSH018）、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返乡农民工的社会适应状况研究――基于生命历程理论的实证分析”（项目批准号：12YJC840060）、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博士科研启动基金项目（201104050285）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张世勇(1977-)，男，陕西华阴人，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农村社会研究中心副教授。主要从事农民流动、乡村治理和农村社会学方面的研究。
一、引言
自从2010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提出“着力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以来，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化和城市融入问题成为关注的焦点。学界普遍认为，与老一代农民工相比，新生代农民工出生以后就上学，上完学之后就进城打工，对农业、农村、土地、农民等不熟悉，他们在生活期望上渴望进入、融入城市社会，而农村回不去，也不想回农村去，社会归属上新生代农民工处在城市和乡村双重边缘化的境地。调查显示，有50%以上的新生代农民工希望在（城市）打工地永久生活下去[ ]，政策界认为，着力解决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化问题是目前政策调整的紧迫需要[ ]。这里的问题是，尚有40%新生代农民工不打算在（城市）打工地永久生活，他们是否处于城市留不下，农村回不去的漂泊状态？新生代农民工难道仅是单向的城市化流动？
在对湖南省H县Y镇返乡农民工的调查中，笔者遇到了一些已经返乡或不再打算外出务工的新生代农民工。通过对他们个人生活史的深度访谈，笔者发现这些新生代农民工在打工过程中会发生流动意愿的转变，有许多新生代农民工已经心安理得的返乡了。他们这种“离城返乡”的逆城市化流动现象，与上述对新生代农民工的普遍认识相矛盾。事实上，作为流动人口的农民工的流动呈现出在流入地定居、保持持续流动和向流出地回流的三维分化状态[ ]，向流出地回流一直是中国流动人口的常态，新生代农民工也不例外。对于新生代农民工流动意愿的研究始于王春光，2002年他以一个具有代表性样本的调查研究认为，新生代农民工在生活期望上和第一代农民工有很大的不同，他们还没有明确的行动选择，他们是彷徨于返回农村生活和定居城市社会之间[ ]。2008年金融危机发生后，学界因失业农工回流现象进行了短暂关注，但新生代农民工的回流并未成为重点。此后，受制于城市化的研究导向，关于新生代农民工的研究一直以城市适应、融入为主要论题[ ]。
有一些研究集中关注了新生代农民工的流动意愿，主要有两种：一是在城乡二元框架和代际比较的视野中对新生代农民工的流动行为进行群体刻画，认为新生代农民工在城乡之间处于进退两难的流动状态。比如，何绍辉对新生代农民工“扎根”与“归根”的双重困惑的心理状态进行的分析[ ]；二是对新生代农民工的流动意愿及其群体特征和影响因素进行的实证分析。较有代表性的如：黄庆玲从个体特征、家庭经济特征、在务工地工作、打工城市特征及来源地等方面对新生代农民工的流动意愿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家庭经济条件和“属地就近”原则对新生代农民工的流动意愿有重要影响[ ]；张笑秋以个别流出地省份数据为基础，发现新生代农民工呈现出多种流动意愿（保持流动、回乡创业、回乡务农与定居城市）并存但以定居城市为主的局面，不同流动意愿的新生代农民工在人口学因素、家庭因素、务工经历、社区因素与心理因素方面具有不同特征[ ]；景晓芬等人的研究发现，与生命历程相关的出生组效应、家庭所处的生命周期、性别因素与文化方面的适应等不同程度的影响新生代农民工的流动意愿[ ]。然而，新生代农民工的逆城市化流动现象一直未引起学界的足够重视。
一般来说，群体的流动意愿可以从个体的生活期望和自我的社会归属两个维度来操作化的测量，当将这两个维度操作化时，往往会以城市和农村两分的是否问题来具体操作，这当然有利于我们对群体的社会特征进行定量的描述分析，也有利于进行群体间的比较。然而，这样做时往往会过滤掉生活期望和社会归属的动态性和流变性。如果我们将新生代农民工与上一代农民工相比较，可以得出他们在流动意愿上更倾向于城市，但是，从群体内部来看，新生代农民工的流动意愿无疑是分化的，并且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正如上述第二种研究所发现的那样。如果再考虑到时空因素，其流动意愿有可能在不同时空条件下发生变化。值得注意的是，固定时空背景的实证研究中都不同程度的发现了新生代农民工流动意愿的年龄差异，只不过这一差异在以“主观意愿决定行为选择”的前提假设下，没有在统计概率的静态描述中突显出来。上述张笑秋的研究中就发现，具有进城定居愿望的新生代农民工平均年龄最低，而且未婚比较最高[ ]；邱幼云等在研究新生代农民工的乡土情结时也发现，新生代农民工虽然比老一代农民工更倾向于不返乡，但是打工时间长的新生代农民工则更倾向于返乡[ ]；景晓芬对新生代农民工留城与返乡意愿进行研究时发现，倾向返乡的农民工的平均年龄为31.7岁，倾向留城的平均年龄为27.8岁，也即年龄越大的农民工越倾向于返乡[ ]；
由此可见，新生代农民工的流动意愿因年龄层级而呈现出分化。如果将这一静态的发现做动态地推演，我们逻辑上可以认为新生代农民工的流动意愿会因年龄的增长而发生变化。从个体的角度来看，年龄的增长也意味着家庭生命周期的变化，即新生代农民工家庭角色的变化，正如有研究所发现的，不同年龄层级的农民工个体在打工过程中会随着一系列生命事件的发生不断地反思自身角色并重新进行角色定位，以在不断变化的时空条件下调整自己的行为[ ]。这里的角色首先是家庭角色，也就是说新生代农民工流动意愿可能也与个家庭角色的调适有很大关系。因此，对大多未婚其思维、心智正处不断变化和发展成熟过程中的新生代农民工来说，他们的生活期望和社会归属很可能时空的变化而变化，从过程的、动态的视角考察其流动行为显得尤为必要。
二、理论依据和研究思路
生命历程是今年来被定量的实证研究较多运用的理论视角，它关注个体生活、结构和社会变化之间的相互作用，强调受社会变迁影响的一系列生命事件随着时间推移在个体生活中出现的先后顺序和转换过程，以及这一过程对个体以后生活的影响[ ]。包蕾萍认为，国内已有的研究比较重视以历史眼光来分析个人命运，大部分研究忽略了在历史社会事件所构筑的限制性环境下个体行为选择的差异性[ ]。现实中，发展的个体是一个动力性整体，既非受制于社会历史等结构性力量的木偶，亦不是情感、动机等元素的集合，时空的影响力只有通过个体的行为决策才能渗透到生命历程的框架中去，这就要求我们既要关注个体的社会属性还应关注个体属性[ ]。
我们要在在方法论上关注个体属性可以从两方面入手：一方面，利用生命历程理论中轨迹、转变和持续等时间性概念体系对社会变迁过程中个体的生活史进行描述 [ ]；另一方面，利用这组概念提供的有关个体生命轨迹的转变效应和连接机制的分析框架对个体生命轨迹进行分析[ ]。转变、轨迹和持续这组概念强调环境与个体交互作用下个人发展的方向和路线，标记着生命历程理论中个人路线图。转变用来描述了各种稳定性心理或社会状态（轨迹）的变化，说明了轨迹的转折点，它是生命历程理论中联结社会背景与人类主动性的节点，持续是指相邻转变之间的时间跨度，它们都是轨迹的元素 [ ]。要运用这一分析性框架解释新生代农民工流动行为选择、生活期望的动态变化过程，还必须结合生活历程理论中相互联系的生命原理及其对个体生活史的关注。这是因为个体的生活史是个体生命轨迹的原初样式，记录了个体某段生活中重要的行为决策及其情境。一般来说，个体的行为决策是在微观的生活情境中做出的，生活史较为直接地透视出个体的行为选择过程，而微观的生活情境作为连接个体与时空力量的具象场景，为我们发掘个体、社会与历史背景对个体行为选择的形塑机制提供了操作化的便利。
生命历程理论认为，生命存在于相互联系或者相互依存之中，个人通过一定的社会关系被整合在一定的群体中，只有这样个人才能得到社会的支持，同时承担相应的义务，维持基本社会关系中不同个体的协调发展[ ]。家庭是个体所归属的基本社会关系群体，家庭在社会中的结构性位置折射社会历史等结构性力量对个体生命历程的影响，以家庭为中心的生活场景构成了个体微观生活情境的主要部分。生活史是在社会、文化和历史情景里，个人从出生到死亡的过程中所发生的事件和经历[ ]。它不仅透露了个体微观生活情境的基本信息，我们从中还可以透析出个体生活轨迹的基本内容。个体生活史中发生的接受教育、参军、离开父母独立生活、踏上工作岗位、结婚、生养子女、父母的亡故等生命事件，首先是在家庭生活中发生并产生相应的后果。家庭裹挟着一定的社会文化习俗属性，以家庭为中心的微观生活情境是个体生命、社会文化与历史背景交汇的重要枢纽，社会历史等结构性力量对个体生命轨迹的影响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家庭传导到个体的生命历程中去的 。在家庭情境里，某些生命事件的发生，不仅标志着个人家庭角色的变化，而且还标识着社会文化习俗在个体生命历程中的表达。我们完全可以以家庭为微观生活情境，通过对个体生命史的描述和展现，探析个体生命轨迹中转变发生的过程和机制。
本文以深度访谈得到的新生代农民工生活史资料为数据基础，尝试一种回顾性的质性研究。个人对既往生活的回顾中难免有主观建构的成份，但其中恰恰体现着个体生命历程中的主动性。虽然将之作为论据略显脆弱，但作为分析个人经历的一种研究方法，生活叙事以当事人自己的言辞展现了“生命的内在逻辑”，个人的讲述可以呈现某个生命事件对个体生命历程的特殊意义[ ]。同时，个体讲述的生活史资料蕴含着个体生命的丰富性、差异性和质感，彰显着个人对种种社会期望的解释以及个体对社会历史等结构性力量的适应。本文借助生命历程理论中轨迹、转变和持续等分析性概念，将新生代农民工生活史中表达的流动意愿放置在变化着的时空背景下进行过程分析，达到从个体层面对新生代农民工的生活期望和社会归属进行动态考察的目的。受研究目标和资料的性质所限，本研究将社会形塑个人的力量作为背景性的因素，力图发现个体在这些背景下其生命轨迹过程中转变的发生机制，以及在这个过程中个体的能动性对社会历史等结构性力量的适应性策略。
三、相关概念和案例来源
本研究的返乡新生代农民工是指上世纪80年代之后出生，拥有农村户籍的，有3年以上外出务工经商经历，因各种原因返乡的农民工，有的可能还会外出务工，有的可能不会再外出务工；逆城市化流动，简言之，是指新生代农民工的回流流出地，与年节时探亲、失业、结婚育子等暂时的具体的返乡行为不同，也与人们普遍所认为的他们渴望融入城市生活、不能也不愿返回农村的流动意愿所不同，新生代农民工到了一定的人生阶段，认为返回农村生活也是一种很好的选择。一旦他们意识到这一点，他们是继续外出务工经商，还是返乡创业定居已经不再重要。对未来生活的考虑会顾及到更多的因素，比如家庭责任，是他们对未来生活规划重要考虑因素。这里之所以用“逆城市化”流动是要表达新生代农民工回流行为对城市化历史叙事的一种反动，当然也是他们在社会流动过程中对社会结构“玻璃天花板”的一种适应性反应。这种回流不是城市化失败后的被动回流，而是行为个体在流动过程中不断地反思主客观条件和既往生活经验，追求相对而言体面生活的主动选择。
本文的案例主要来自于2010年春笔者对Y镇返乡农民工和村镇干部的深度访谈。调查时采用滚雪球和偶遇方式相结合的方式选取调查对象，笔者先从H镇所辖村庄村委会的计生专干哪里获得其所知返乡农民工的名单，每个村庄能够获得不少于30位返乡农民工的名单，依照名单电话约访或登门拜访，如果受访者在家并愿意接受采访，便与之交谈，每位返乡农民工的访谈至少都在2个小时以上。因为受访者对本村庄或本村民组的返乡农民工情况较为熟悉，一般都会向笔者介绍几位计生专干未列入名单的受访者。按照这种方法，笔者共在Y镇访问到返乡农民工84位，老一代农民工44位，其中受访的返乡新生代农民工总共计40位。其中男性18位，女性22位。年龄最小的20岁，最大的30岁，大多数为初中毕业后即外出打工，有2位是退伍之后外出打工，1位中专毕业后外出打工。40位返乡新生代农民工中，过年探亲暂未外出者2位，因家庭建房、相亲、待产等暂时返乡者7位，其余皆表示在短时间内不会外出务工，绝大部分都曾在劳动密集型企业的流水线工作。依照信息强度的标准，选取具有较高信息密度和强度的深度访谈对象作为本研究的个案。在访谈中，依照“向往城市”到“离城返乡”的生活史线索，主要提了以下一些回溯性问题：个人和家庭的基本的情况，初次外出打工时间，对打工生活的期望，外出打工时的状况，对打工生活的体验，为什么返乡，返乡后的社会适应状况，对未来生活的打算等开放性问题。
四、新生代农民工从“向往城市”到“离城返乡”的生活史
1. “打工好玩”：向往城市
问：当初为什么外出打工？
返乡的新生代农民工对此问题的回答比较笼统，归纳起来有以下几种：“为了减轻父母的经济负担”、“家乡非农工作机会少”、“同侪群体的示范效应”，“向往外面的生活而外出打工”。因为是关于既往的打工动机的追溯，他们回答具有反思性。一般来说，人们在对自己的行为进行解释时总是倾向于将之归因于客观因素，前三种回答就是如此。最后一种回答最可以表达新生代农民工的主观意愿。
A说: 我是不想读书了（上高中），就出去打工。当时就想着玩一下嘛，那时还小，就想着闯一闯，锻炼一下自己，也不想着去挣钱了什么的。反正要锻炼一下，闯一闯，毕竟人要长大嘛，你不可能一辈子老呆在家里。读书的时候听别人说打工多好啊，一个月可拿多少多少钱，这样想着就不读书了。我爸让我去读书，我说不去了。听别人说在外面打工好玩，每个月都有钱。没有出去的时候，想着城市里灯光闪烁的，不像家里晚上一片漆黑，想出去玩还得打电筒，除了看电视再没有别的事情做。
B说: 那时就觉得好玩嘛，打工已经成为一种职业了，就是这样的。家里面像我们这样的都出去了，我觉得现在流行打工，一个人呆在家里不好玩。外面热闹一点，朋友多一些，自由一点，没有人管，自己想干什么就干什么，玩的地方好玩一点二。在家里不自由，在外面自由，自己能挣钱了，可以不再向父母要钱了。当时，虽然工资不高，但家里对我也没有要求，只要向给家里要钱就可以了，自己把自己顾住，能把自己养活就可以了。我哥哥和嫂子也在外打工，我们组里的年轻人都是一个带一个，一个看一个的样子外出打工了。
A将打工看做是人生的一种历练，当然这是一种事后的建构性解释，恰恰表达了他们自己对打工的一种“深思熟虑”的看法。 B所说的“打工已经成为一种职业了”，其言下之意是说打工是乡村社会里对农村青年的普遍社会期望，也是家庭的期望，从生命历程角度来说，是微观的生活情境为新生代农民工设定的社会路线。A和B都是初中毕业即外出打工，怀着对外面世界的向往，都认为打工是一种离开父母独立生活的机会。在这里新生代农工的主动选择与社会期望相契合。值得注意的是，A和B外出打工皆没有明确的目标，没有人明确表示想通过打工而永远离开农村，也没有明确职业规划，这种盲目性为他们之后懊悔和失望埋下了伏笔。此时，少不更事的新生代农民工离开父母独自生活、离开学校开始工作，作为一个生命事件开启了他们打工的生活轨迹。
2.“打工就是浪费人命”：失望和懊悔
问：你觉得打工生活怎么样？
受访的返乡新生代农民工回答这个问题时，懊悔和失望溢于言表，“打工就是浪费人命”、“工作太辛苦”、“打工没味道”、“挣不到钱”等负面评价频繁出现。
A说: 原来想打工只不过是一天上8小时班，每个月有工资拿，这样上班有多累啊，就和家里一样不愁吃，不愁穿。谁知道到了外面才明白不好玩。我最早去的是浙江，那边比我老家冷多了，下雪的时候还要骑着自行车去上班，没有星期天，发工资那天才放假，晚上连电视都看不到。我在宁波的第一厂是个电子厂，就是做网线上的水晶头，我做了两个月，手都磨烂了，实在受不了我就“自离”了，只拿了一个月工资。后来又进了一个制衣厂，学了一个星期踩电车，那些师傅不怎么教我，就我自己乱踩机械，第一天开始记工资时，我只做了5块钱。那时真是想哭，又不好意思回家，害怕别人说，在那个制衣厂我做了半年多。我从宁波去广东佛山时一个人坐火车，没有座位，站了3天3夜。在广东佛山那就更惨了，身上没有钱，找了两个星期都没有找到工作，后来去了樟木头镇，那时我还未满18岁，许多厂都不敢要，没办法又去了后街，进了一个小工艺厂，生活很差，上班时间很长，早上7点半上班，晚上最早也是10点下班，通常要到11点或者12点，加班费一个小时只有2块钱。那时候才明白打工根本过不上城市的生活，才知道家里好。我感叹，这就是打工的日子，打工就是浪费人命！我才知道什么是“远看广东像天堂，近看广东是牢房”。
C说: 为什么要“逃跑”啊，你不知道那根本不是人的生活。我曾经在东莞后街一个厂里打工，那厂是军事化管理。要进厂先得体检，不能留长头发，进厂第三天才可以带自己的东西，7天培训，那老板以前是个军人，对员工要求很严，早上还得做早操，和军训差不多，下午在大堂里培训讲厂里的规章制度，待遇了什么的，培训之后你可以选自己的岗位。在宿舍里，脸盆、鞋子必须放成直线，连晾衣服都有规定，上衣要凉在上面，裤子要凉在下面，叠被子和军营里要求一样，我从那个时候开始才知道怎么叠被子。每天都有人检查的，一天开两次会，上班得开会，下班得开会，都是那些管理的训话。上班的时候要求很严，不准穿膝裤，出厂门不准穿拖鞋。厂里那些干部可以打那些员工，我亲眼见过我们那科长打一个员工，用那鞋楦头打，用膝盖顶他肚子。这些事很平常，厂里有投诉部，去投诉是没有用的。你说不“逃跑”又能怎么样呢？
原本希望可以获得经济独立，脱离父母的管教自主的生活，享受绚丽多彩的城市生活 ，但是“谁知道到了外边才知道不好玩”，A对打工生活充满了失望。“远看广东像天堂、近看广东像牢房”，这句顺口溜生动地表达了A悔不该当初的心态。C在外打工7年，在外打工时其妻子未婚先孕，结婚生子之后，便不再外出打工，与亲戚合伙开建材店。他所说的“逃跑”是家常便饭，呆的最长的一个工厂是8个月，每换一个工厂他都会在家呆一段时间，他调侃自己打工就像是旅游。C对严苛的工厂管理直接的反应是不断地跳槽，这是许多新生代农民工面对不如意的打工生活的普遍作法[ ]。
面对现实和想象的落差，新生代农民工会有以下两种适应性的反应：第一种，将打工看做“旅游”，辗转各地频繁地更换工作。这样以来他们既积累不了劳动技能，也没有多少经济积累；第二，用非理性的消费和偶尔的放纵消解工厂事件对身心的损害和人性的压抑。正处青春年华的年轻人需要多彩的生活，毕竟这是他们离开农村外出打工的动机之一，他们也努力的使得打工生活丰富多彩一些，有机会就去享受城市生活。下班后或者假期里，工厂附近的网吧、KTV往往人满为患，农村家乡没有大商场也要去逛逛。
诚如A所说：
工作那么累，饭里又没有油，上班又要那样上，打工的钱都去买吃的了，你不吃点儿好的怎么能行。不管你吃的好不好，班要照样上，只有发了工资自己改善生活。在家的时候衣服都是爸妈买，他们买个什么我就穿什么，现在自己可以挣钱，当然想买点好的衣服，有时候也得对的起自己。你说这样下来，一个月还能有多少钱。“深圳赚钱深圳花，哪里有钱寄回家”；本来就是嘛，你要吃饭穿衣，一个月工资几百块钱，哪里还有钱寄回家呢。
在宁波时还有依靠，有哥哥照顾我。我到广东后我哥哥也经常给我寄钱。因为经常换厂，找工作的时候住临时房，每天只吃一顿饭，而我在家里衣来伸手饭来张口，没有钱了可以向父母要。我第一次出去，3年都没有回家，因为没有挣到钱，那几个春节，我现在都不敢想是怎么过来的，不敢给家里打电话，害怕妈妈哭，如果给家里打电话再怎么不好，我也要说好。有一年春节的时候，我们宿舍的几个姐妹在一起暗暗流泪，都不想说话，只是哭。
新生代农民民工以甘当“月光族”，“今朝有酒今朝醉”、“一个人吃饱全家不饿”等适应性行为应对不如意的打工生活。因为外出打工的“悲惨”遭遇，他们很容易将自己的行为合理化。从其所处的微观生活情境来看，他们是家庭中孩子，父母对他们也没有经济要求，只要能顾得住自己，不要向父母要钱就可以。就像A所说的“有时候也得对得起自己”。实际上许多新生代农民工在这个时期都像A一样需要亲友的接济。作为家庭中孩子的角色规定性允许他们这样做。这时，新生代农民工的生命历程进入了“挣扎与徘徊”的状态，其行为特征是散漫的，这种状态的持续时间与其心智的成熟度及下一个重要的生命事件发生的时间有关。
3.“打工没前途”――心智的成熟
正如埃德尔在《大萧条的孩子中》写到的，一个人不经历痛苦迷茫的过程就不可能成熟起来，艰难的历程能够给一个人带来潜在的成熟价值观[ ]。不经历一点儿痛苦，人也没法成熟起来。在徘徊和挣扎的过程中，新生代农民工逐渐意识到做流水线上普工是没有前途的，开始努力寻找有发展前途的技术性工种，不仅是为了工作条件能好一点，还可以赚更多钱。
D说：我刚开始打工时工作很不好找，那时也没有考虑要学技术，没有抓住机会，没有学技术的眼光，当时一个月几百块钱工资就觉得很满足，不想那么多。现在回过头来想，人年轻的时候还是得吃些苦。年龄小的时候没有什么社会经验，不懂人生道理，刚从学校出来，没当过家，不能独挡一面，不知道柴米油盐贵。就和现在那些年轻人，打工就像玩一样，因为没有负担，经常换厂，这个不行就去那个厂。后来我慢慢明白了，一直做普工，还不如不打工，这样下去没前途。像我这样30多岁还打普工就没有意思了，一定要学个技术。现在在外面只要肯干，一般人都饿不着，技术越好，越好找事。像我弟弟，比我外出打工晚，因为有技术比我赚钱还多。我现在也学了点技术，只不过还不算太精。
D的讲述很能说明新生代农民工心态的微妙转变。D现在已经结婚生子，春节在家里不慎将脚扭伤了，等伤养好了他还会再外出务工。对他而言，现在外出务工与少不更事时有很大不同，再也不能将打工看成像玩耍，找一份比较稳定的有技术的工作。D心态的变化在B对打工生活的反思中再次被表达出来。
B说：年级大了，像我们这样就有压力了，也不觉得打工那么好玩了。主要是结婚的压力有点儿，父母逼着我找对象。和我在一起上学的都结婚了，孩子都好大了。我现在27岁了还没有结婚，再那么玩不行了。时间长了，心态就变了，觉得以前自己好幼稚，到处玩，那时好幼稚啊，不懂事。现在多少要成熟一点了，要管点事儿，不管事不行啊，我妈老唠叨着要我找对象结婚，好多同学的孩子都上学了，我现在还是一无所有。
人到了一定的年龄就该做应该做的事情，这是个体生命历程中社会时间表对个体某段生活轨迹的要求，同时也预示着又一生命事件将要发生。B所说的“年龄大了就有压力了”，他所感到的压力是因年龄的增长，必须“结婚育子”的压力。在这种压力下他意识到自己之前的“幼稚”，开始反思少不更事时将打工当作玩的状态。无论是D意识到的“过30了还打普工就没意思了”，还是27岁的B所说的“现在多少要成熟一点”，都说明他们心智开始成熟起来。B和D意识到了“打工没前途”，他们所谓的“打工”指的是做流水线上的操作工没前途。在劳动密集型企业里打工即没有技能积累，又谈不上职业发展，让新生代农民工看不到人生发展的希望。此时，有些新生代农民工努力找一份可以积累技能的工作或去参加技术培训；有的则努力攒钱，为做生意或者返乡创业做准备，新生代农民工开始转变散漫的打工状态，迎来打工生活轨迹中一次转折点。在这个意义上，打工对新生代农民工来说真的是一种人生历炼了。这种人生历练是社会生活对个人心智的历练，是他们走出校门、离开父母独自生活后必须要经历的生活教育。
4.结婚生子之后――转变的发生
上述C打工过程中心态的转变，使笔者访谈中的“意外”――结婚生子这样的生命事件的发生促使新生代农民工改变对打工的看法。导致C心态转变的，除了认识到做普工没有前途之外，结婚生子之后家庭角色的转变也是一个重要因素。注意到这一点，笔者向一些已经结婚生子的新生代农民工提了下面的问题：
问：结了婚之后的想法和之前有什么不同吗？
A说：
和我一样打工的，打工几年都不想再打工了。我生完孩子，再出去打工就是为了挣钱，找机会做生意，大家都明白“打一百块钱的工，不如做一分钱的老板”，又顾不上家了。如果家里有其他机会我也不会出去打工。生了孩子之后我可能还会继续打工，像我们这样最多再打10年工，之后还是得回来，晚回还不如早回。
C说：我现在也不想整天呆在店里，不过结了婚没办了，结了婚真是不一样，以前有老爸罩着，现在才知道柴米油盐真不简单啊！生活所迫，有小孩、有老婆，你自己不转变形势都会转变的。在外面打工没什么前途，回家找口饭吃，回来了就得做一些事，不能再让父母养我们3口了。
E说：现在不一样了，是一个整体了，现在打工当然要找工资高一点儿，现在像我这样的，打工就是挣点儿钱，无论干什么只要工资多一点，累一点都没有什么。如果家里有事做我也不愿意再出去，毕竟有孩子了，有牵挂，结婚是一个很大的转折，结婚之后就不想出远门了。在家里只要赚钱，就是种小菜我都愿意，在外面背景离乡，在家自由一些。
曾经打工像旅游的C在结婚生子之后，终于意识到了自己的家庭责任。他早已明白在外面打工是没有前途的，从为人之子到为人之父，养家糊口的责任已经压在了他的肩上，“形势”――为人父为人夫的现实逼迫他转变心态。E15岁就外出打工，曾到东莞、深圳等地方打工10多年，在外地打工的时候也曾幻想过通过与广东本地人结婚过上城里人的生活，然而，幻想总归是幻想， “结婚之后是一个很大的转折”、“现在是一个整体了”，婚姻将她拉到了现实生活中，考虑事情要从家庭的整体利益出发而不能只顾个人。
以上几位新生代农民工的讲述，结婚育子这样的生命事件对他们生命历程的特殊意义。结婚育子在新生代农民工打工的生活轨迹中具有里程碑意义。它是由家庭、社会所规定的生命历程的社会性时间，刻度着一个从青年到成人、从个人自由到家庭义务和责任的生活轨迹的转变时机。尤为重要的是，它的发生将个体的生活轨迹与家庭责任链接起来，他们从此成为一个负有一定家庭责任的成熟的人。新生代农民工结婚生子之后其打工的首要目标是要履行个人所应担的家庭责任，其次才考虑能否实现城市化。在这个意义上，结婚育子不仅意味着家庭角色的变化，也意味着他们打工生活轨迹中重要的转变。首先是打工意义的转换，如果说当初他们是怀着旅游者的心态藉由打工去体验世界的精彩，而在此时，打工首先是一种养家糊口的谋生方式；其次，处于流动状态的新生代农民工这时才有可能认真思考其生活预期和社会归属。这一转变的直接后果是新生代农民工会更加现实的考虑其生活期望和社会归属，同时也否弃了他们当初“向往城市”的打工动因。
5.返乡也是一种好生活：离城返乡
问：觉得在农村的生活怎么样？
A说：我从云南嫁到这个地方，也觉得习惯，在外面时间长了，人觉得什么地方都一样。我可没有想过打工时间长了变成城市户口。现在的农村人哪有想转城市户口的。城市就是生活方便一点儿。城里人想转农村户口比较难。农村户口还有田，不想种可以转给别人，家里还有老人他们可以种。如果在外面打工不行，也可以回家种田。虽然我没有下过田，饭都不会做，如果非要种田，也不是什么难事。以前农村人很不受重视，现在农村人和城里人差不多，在外面再怎么好，还是觉得家里好，农村消费低，在城里什么都要买。
同样是在家待产的E如是说：
我这个人就是容易满足，我就是打算以后在交通好一点儿的地方盖个房子，如果在在县城买房，没田、没土，吃什么？我今年和老公在家，我们还种一点儿小菜，我老公还打鳝鱼，公公婆婆不在，我们还种着地。这样我们每天的开销就基本够了，不能吃老本啊。种田不是种不种的问题，是要自己吃，现在国家政策好了，又不要钱。我们现在是年龄小，不种田，等到年龄大了自然会去种田。城市里就是东西多一点儿，繁华一点儿。比如衣服可能比我们这里还便宜一些，现在农村生活水平也提高了许多，我们这里人会享受。如果在县城即使买到了房子，在哪里吃什么，城市不好。在农村小菜、水果都可以不要钱，每个人又是土生土长的。我在家也不感到无聊，看电视，可以找人聊天，虽然我刚嫁过来不久，但串门聊天还是很自然的。
C说：
你毕竟是农村出来的，不管怎么样你都不能忘本，在城市里是不用踩泥巴。但是你家里都在农村，回到农村应该改到幸福。像刘德华唱的那样“男人有泪不轻弹”，在外面打工确实时受到了很多委屈，那时候会非常想家。我为自己是农民而感到自豪。一次我从一个厂里“逃跑”之后，和几个朋友去北京玩，我在天安门广场大喊“我是从沅江镇来的，我们都是农民”，我没有觉得有什么丢脸的。
我不留恋那些大城市，在家里有钱了也可以去城市玩，打工的时候，你没有钱也什么事多做不了。我户口在农村，农民家庭出身，我不觉得丢脸。我在外面的时候，会给别人讲，我有一个勤劳的农民父亲，他是个木匠。我也会种田、抛秧、打农药，那些事情又不是什么高科技，一看就会了。现在国家政策好了，为什么之前那么多人都去打工，那时国家要收农业税。在农村能生活下去，谁愿意出去打工啊。
显然，经历打工生活的历练之后，特别是结婚生子之后，A、C和E的生活期望变得现实起来。E是1988年出生，他的丈夫是1985年出生，她待产在家，他的丈夫也没有外出务工，他们还种着田。而C对自己的农民省份没有丝毫的自卑，在他的内心里，只有在农村生活不下去了，才会外出务工。这3位新生代农民工他们都是从非常现实的角度考虑未来生活。他们早已认识到，外出打工并不等于城市化，而农村生活条件的好转，城市高昂的生活成本让他们望洋兴叹，相比较而言，他们在农村生活比在城市生活更加体面，农村当然是一种更好的归宿。
从以上的叙述中，我们可以对新生代农民工从“离乡打工”到“离城返乡”逆城市化流动心态轨迹描绘成：初次外出打工时他们对打工生活和外面的世界充满向往和憧憬，这种离开父母独自生活，离开学校走上社会的开始阶段，他们的目标是浪漫和不明确的；而等到他们真正的走上打工之路，遭遇的却是漂泊异乡的痛苦，工厂事件的损害和作为一个社会人必须经历的挫折和痛苦，他们体验到的打工滋味是失望和懊悔；在挣扎和徘徊过程中，他们的年龄开始增大，家庭角色开始变化，他们逐渐意识到打工是没有前途的，其心智开始成熟起来；等到他们到了结婚生子之后，随着家庭角色和家庭生命周期的变化，他们必须承担相应的家庭责任、完成相应的人生任务，这时他们会从更加现实的角度看待打工；经历过以上各种生命事件和生活体验，积累了足够的人生阅历之后，在哪里能让他们生活的更加体面，新生代农民工的生活期望和社会归属就会倾向于哪里，而从本文的案例来看，他们的社会归属更倾向于城市。在这个意义上，新生代农民工逆城市化的流动就很自然的发生了。
四．新生代农民工逆城市化流动的生命历程解释
在以上对新生代农民工生命轨迹描述的基础上，我们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分析新生代农民工流动的逆城市化现象。
1.个体的家庭角色是我们理解新生代农民工流动意愿的基础
人与人的生活是相互联系的，这种相互联系首先发生在家庭成员之间。生命历程理论中关联的生命原理告诉我们，每一代人注定了要受到别人生命历程中所发生的生命事件的影响。不同的生命事件是按照人的年龄的增长依次展开的，同时生命事件的发生的时间具有社会规定性，即一定的生命事件必须在恰当的时间发生，这是社会和家庭对个人的角色期待。相反，如果生命事件的发生时间不恰当，个人的人生轨迹和转变便会产生张力，也会使得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变得紧张。对心智已经基本成熟，社会化程度较高，在某种程度上将社会和家庭的角色期待已经内化的打工者，便会自觉地做出符合角色期待的行为选择，逐渐意识到和身体力行的承担起个人的责任，以缓和这些紧张。对个体来说，家庭是其最基本的归属群体，个体的生命轨迹首先是与家庭成员相互联系和相互依存。新生代农民工没有明确目标的外出打工动机，他们对外出原因的具体解释，都可以从其所生活的基本群体以及其在家庭代际关系中所处的结构性位置找到答案。
在“同侪群体的示范效应下”，一些新生代农民工对城市生活和外出打工充满向往，他们的这种生活期望，与家庭的角色期待以及村庄社会中对年轻人到一定年龄就应该外出到打工的社会期望相契合，共同构成了一种整体性的动力机制，促使新生代农民工在心智尚未成熟时外出打工，离开父母独立生活，离开学校走上社会，结束学习开始工作，作为新生代农民工打工生活史中肇始性的生命事件，其后果是他们要在打工过程中接受生活教育，积累一定的社会阅历。当新生代农民工真的走上打工之路，遭遇到的是现实与期望的巨大落差，处在徘徊和挣扎的生命轨迹阶段。这时，基本生活圈中的亲友可以为其提供社会文化习俗所允许的社会支持。也因此，如果还未结婚生子，新生代农民工便有理由不承担相应的家庭责任，可以“一个人吃饱全家不饿”，可以当“月光族”，有时还需要亲友的接济，度过打工时的困顿岁月。也就是说，因为有亲友的社会支持，家庭尚不需要其承担多少家庭责任，新生代农民工可以频繁的流动和更换工作，可以像旅游一样在外打工。当他们结婚生子之后，随着家庭角色的转变，他们到了应当承担家庭责任的时候了，就像返乡的新生代农民工E所说的“你自己不转变形势都会转变的”，家庭的责任伦理要求他们对打工的目标进行清晰的定位，抛弃散漫的打工生活方式，实现又一次生命轨迹的转变。
2.某些具有人生节点意义的生命事件的发生会使新生代农民工的生活预期发生转变
不同生命事件发生的时间以及随之而来的社会、家庭对个人的角色期待的变化标志着人生轨迹的重要转变，进而影响到一个人对未来生活的预期。全国总工会的调查显示，新生代农民工的婚姻状况以未婚为主，未婚者分省统计的比例在60%-80%之间。这意味着新生代农民工将要在外出务工期间解决从上学、恋爱、结婚、生育子女、等一系列重要的人生问题。本研究中受访的大部分返乡的新生代农民工初次外出务工时是未婚的，在受访时已婚。这也就是说，在外出务工至返乡的这段时间内他们经历了结婚生子的生命事件。结婚生子是新生代农民工在打工生命历程中发生的最为重要的生命事件。正如新生代农民工G所说：“结婚是一个很大的转折”。
这里的转变有两层涵义，可以让我们更好的理解返乡新生代农民工未来生活预期的逆城市化流动。首先是个人家庭角色的转变，伴随着结婚生子，新生代农民工从一个追求个人梦想的、没有责任重担的、相对自由的“个体”转变为家庭中负责任的父母。对新生代农民工来说，这个层面的转变预示着，打工的目标更加现实，而且要照顾家庭。在中国的社会文化语境中，一个人结婚生子之后才意味着真正的独立，才是一个社会意义上的成年人。新生代农民工结婚生子之后，家庭和社会的角色期待要求他们要尽到为人父母和为人子女的双重责任，其生活中的各种抉择必须以此为基本出发点，对未来生活的选择也必须以此为前提。其次，随着角色的转变其心态和心智也逐渐成熟，新生代农民工开始考虑人生发展问题，并根据现实条件对未来的生活预期和自我的社会归属进行权衡。
3．社会历史等结构性力量以个体生活体验的累积效应对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归属产生影响
中国劳动密集型产业，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模式，不完善的劳动保护制度构成了新生代农民工打工生活轨迹的社会结构性背景之一。企业的利润率低，劳动报酬微薄，工作和生活条件差，企业的技术性岗位少，新生代农民工不能藉由打工实现劳动技能积累走上职业化的人生发展道路。住房市场化条件下房价高昂，而保障性住房制度又不完善，新生代农民工的收入不足以让他们在城市拥有稳定住所，也不足以支持他们举家迁移，家庭再生产要在农村中来完成，因为户籍身份而享受不到城市的公共服务和同等的市民待遇，这些现实的生活际遇让他们直接感受到了城市化的不可实现。从推拉理论角度来说，这些都是流入地的结构性因素对新生代农民工的流动行为所产生的推力。而另一方面，他们在打工过程中是候鸟式的流动过程，农村生活的积极体验也对他们构成了一种拉力。比如免除农业税农业收入的比较效益升高，新农村建设中家乡生活基础设施的改善，多年来国家一系列惠农支农政策的积极效应，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东南沿海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向中西部的转移，农村地区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提供的就业机会，乡村田园生活的利好等等促使他们回流农村的另一种结构性因素。以上这些共同构成了新生代农民工逆城市化流动行为的时空背景。
时空的影响力只有通过个体的选择决策才能渗透到个体的生命历程中去，城市的推力和农村的拉力等结构性因素，如果渗透到新生代农民工流动的生活轨迹中去呢？家庭是承接个体生命历程和社会结构性力量的中介，这就需要我们将新生代农民工的流动行为放置在家庭的微观生活情境中去理解。新生代农民工对打工生活史的叙述中，痛苦的生活体验是一个突出的主题。当他们面对现实和想象的落差，处在懊悔状态时，他们会反思自己当初的打工动机，当他们在不同地区不同工厂里来回流动，遭遇到种种工厂事件对身心的损害时，他们会想到家乡生活惬意，当他们意识做普工没有前途时，认识到打工是对青春的一种浪费时，他们会想到努力学门技术，找份技术性的工作或者返乡创业。他们在打工过程中的生命体验是惨痛的，当他们意识到打工不可能让他们过程城里人的生活，也不可能实现城市化，有了悲惨生活的对比，他们才意识到农村生活的好处。所有这些既往的生活体验都对他们的逆城市化流动决策产生累积性效应。随着打工时间的增长，新生代农民工到了新的生命阶段，一些具有节点意义的生命事件将会发生，他们迎来了生命历程中转变的时机。作为家庭中一员，新生代农民工必须正视自己新的家庭角色，通过相应的行为选择调适自己的行为，以适合相应的家庭角色位置。从而使得个体的行为选择不仅与微观的生活情境相匹配，并与宏观社会结构相适应，使得个体在转变时体现出主动性以控制生命历程中的诸种因素的不协调与张力。本文中返乡的新生代农民工将生活期望定位在农村，社会归属上的乡村取向，正是在以上的角色调适过程中做出这样的行为选择。在此，个体主动性所体现出的个人路线对新生代农民工的生期望和社会归属选择具有决定性影响。不能不说，这种逆城市化的流动是个体在社会结构约制下追求相对而言美好生活的宿命。
五．结论和讨论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对新生代农民工的流动意愿抉择以下两个方面的特点：第一，新生代农民工的流动意愿与其个人家庭角色调适过程相伴随的决策过程；第二，家庭角色的义务和责任在很大程度上锁定了新生代农民工最终的生活期望和社会归属。这也就是说，新生代农民工在打工过程中要经历从青少年到成年人转变的人生发展过程，在这个较为微观的人生发展过程中，他们要经历结婚、生子和子女教育等一系列生活现实问题，也必然要迎接许多可以预见及难以预见的人生经历和变化。处在青春年少的时期的新生代农民工对许多问题的认识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正是在打工过程中他们的思维和心智逐渐走向成熟，其行为选择和生活期望很有可能会发生转变。正如许多研究已发现的，从婚姻状况的角度来看，未婚的新生代农民工打算将来在城市定居的比例最高[ ]。如果这些未婚的新生代农民工经历过结婚育子等生命事件之后，他们的流动意愿必定会发生变化。因此，我们对新生代农民工渴望融入城市、在城市长期生活的认识很可能是一种刻板印象。
自从王春光提出新生代农民工的问题以来已经经历了10多年，在这10年间新生代农民工所处的时空结构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从本文的案例可以看出有些新生代农民工已经返乡，他们以实际行动将生活期望和社会归属选择在了农村家乡。建立在静态的主观意愿决定行为抉择基础上的对新生代农民工生活期望和社会归属的判断是武断的，不仅导致了对新生代农民工社会特征形成刻板印象式误识，而且还有可能导致我们在宏观政策调整上顾此失彼，表现出城市化导向的偏执。事实告诉我们，人口流动并不总是从乡村向城市单向迁移并定居的过程，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许多新生代农民工会向农村回流，他们相应的社会政策需求理应得到重视和回应。从本文的结论来看，新生代农民工的回流并不完全是户籍制度等社会历史因素使然，在某种程度上主要是个体寻求体面生活的能动性体现。因此，我们不仅要正视那些40%的不愿留城的新生代农民工的诉求，而且还应注意到新生代农民工生活期望和社会归属选择的流变性，在政策调整上双管齐下，既要在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社会的政策调整上，还要顾及到已经返乡或将要返乡的新生代农民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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