付少平：关中农村研究的价值

 

关中农村研究丛书总序二

 

关中农村研究的价值

 

 

 

关中，是陕西中部关中平原的简称，在中国历史上最早提及并大量使用关中地名的历史典籍应该是西汉时期的《史记》，其提及“关中”40余次。现在的关中地域，一般依据史念海、李之勤等编写的《陕西军事历史地理概述》中的界定：“指陕西中部秦岭以北，子午岭、黄龙山以南，陇山以东，潼关以西的区域。”关中是中国农业文明的发祥地，古有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农官后稷教民稼穑于此，周秦汉唐十三朝古都在此兴衰更替，这都与关中发达的农耕文明有着直接的关系。随着唐末至宋以降北方人口大量南迁，中国农业核心区向南转移，关中农业的地位才开始动摇。有史以来，关中地区就素以“八百里秦川”而著称，一直是中国重要的农业生产区域。但是，如果翻开民国期间海外学者对中国农村的研究，华南地区有弗里德曼的宗族研究，西南地区有施坚雅的乡村基层市场共同体的研究，华北地区有平野义太郎的村社共同体的研究，有杜赞奇的乡村权力的文化网络研究，等等，有影响的研究唯少有西北地区的关中研究。国内学者的研究虽对关中地区多有涉及，但少有系统深入的研究。是不是关中农村研究不具有代表性，没有价值呢？当然不是，关中农村既具有典型性，又具有代表性，对于认识中国农村发展全貌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与实践意义。

 

关中农村的典型性与独特性，从历史的视角给予透彻分析的是秦晖先生，秦晖先生在《田园诗与狂想曲》中分析指出：第一，关中乡村发展模式具有典型性——“关中是中国‘黄土文明’的发祥地、封建社会与大一统国家的摇篮……当中华民族领先于世界各民族时，关中是灿烂中华的灿烂中心；当中国被世界近代化进程所抛弃时，关中又是停滞中国的停滞典型”。第二，关中乡村发展模式具有独特性——传统社会中，关中农村发展具有许多独特的特点，如“宋元以后关中农村逐渐小农化，大地产与无地农民均减少，到民国时代，租佃关系几乎消失。这与通常所讲的‘两极分化’‘土地兼并’‘租佃经济’模式迥异。又如，明清以来，关中的租佃关系不断萎缩的同时，‘雇工经营’却颇有发展，但与之相应的却不是商品货币关系的发达，而是相对自然经济化的日益加深。再如，与商品货币关系斩断宗法纽带的一般推理相反，近代中国商品经济最发达的东南农村宗族关系与族权势力最强大，而相对封闭保守、自给自足的关中农村反而相对少有活跃的宗族组织和强大的族权。但关中农民的自由个性与独立人格并不因此而得以比南方发达” 。关中农村也从来没有过宗教狂热。因此对关中农村发展模式的经验研究会有其“超经验”的意义。

 

钞晓鸿在《明清时期的陕西商人资本》和《传统商人与区域社会的整合》两篇文章中阐述了关中农村的独特性，他的研究发现针对一般所认为的商人广置田产、兼并土地的情况，“不置田地”却在陕商中极为普遍,无论是陕商购置田地的数量还是购置田地的商人人数,均较微少。“有能力兼并土地的富商非但没有兼并土地,甚至连自家原有的土地也懒于经营。”这与关中农村“慎终追远及家族聚居观念并不强烈” 有关，“明清关中的显著特点之一是家谱、祠堂、族田的相对稀少” 。“宗族势力本身的相对衰弱便为其他组织与势力在当地社会发挥作用创造了条件”，在关中基层社会治理中，商人成为重要的参与者，而商人参与地方治理，“宗法共同体在提供保护的同时,又遏制个体的独立性,将每一成员均融到大家共同发展的步伐之中,这又不能不引起商人的反对”，因此关中农村基层社会治理呈现了非常复杂的局面。对关中农村的独特性与代表性，贺雪峰先生也有着自己独到的认识。他在《关中村治模式的关键词》一文中研究了中国农村的社会关联，认为中国农村区域差异很大，从乡村治理的角度看,存在农民认同与行动单位的差异,依据在农户家庭以上是否存在认同与行动单位及存在什么类型的认同与行动单位,村治类型有所不同，“以户族作为基本的红白事单位,且户族事实上参与了户族内及户族外各种事务的关中农村,其村治模式与宗族型、家户型和小亲族型等村治模式,都有相当的不同,可以称为户族型村治模式” 。关中的户族只是一个较小规模的以办理红白事为主要职能的行动单位,这个规模的行动单位,只能有限地解决村民之间的互助问题, 它可以调解户族内的大部分矛盾,但户族一般缺乏对外的功能。

 

因此，从已有的相关研究成果来看，关中农村是具有典型性、独特性、代表性的农村地区，对关中农村的研究具有非常重要的学术认识价值和指导中国乡村治理与发展的实践价值，关中乡村的典型性具有对与其相似农村地区的推论价值，关中乡村的独特性具有为宏观理论建立地域性个案积累的学术价值。但是无论在海外学术界还是在国内学术界，关注关中农村的学者还是非常少，对关中农村的系统深入研究非常匮乏。

 

所幸的是21世纪以来，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农村社会研究中心开始聚集了一批年轻的学者，他们致力于认识和改造中国农村社会，致力于关中农村社会研究，在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农村社会观测站基金的支持下，他们坚持每年深入关中农村，与农民同吃同住，在深入细致的田野调查中研究关中农民，研究关中农村。他们中的一些研究已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如赵晓峰博士在他的研究中提出了“庙会是关中农村区域社会秩序整合的中心”的观点。2014年，已故著名社会学家郑杭生教授在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农村社会研究中心参加中国农村社会发展论坛时，特别以关学创始人、关中著名学者张载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天下开太平”的横渠四句勉励中心学者要秉持关学传统，深入开展关中农村研究，郑杭生先生还特别为中心留言：

 

关中学派传统深，

 

横渠四句是经典，

 

西北农研待继开，

 

青年才俊勇担当。

 

今天我们看到的这套丛书，是我们期待已久的这些富有朝气和理想的年轻学者对关中研究的成果。我相信在不远的将来，这些富有朝气和理想的年轻学者们一定会秉持关学传统，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的情怀，开创关中研究和中国农村研究的新天地！

 

 

 

付少平

 

2015年9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