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解决影响城镇化的户口问题
（陈传波：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教授）
我们学院有一项关于城镇化的调研，从1995年开始选择了300户农户，隔五年追踪一次一直到现在。我们发现一个显著问题，那就是户口问题。要把一亿农业转移人口落户城镇，这是件好事，好多农民长期在城里生活也希望在城里留下来，但是涉及要把户口从农村转出来，很多调查显示他们并不愿意。
城镇户口的含金量在下降。过去城镇户口很值钱，现在还是比农村户口福利要好，但这个福利主要是社会保险和住房低保，社会保险现在农民也可以参与了，差别在于是否有正规工作。而现在的一些企业里，农民工只要交三险一金，城镇户口要交五险一金，工厂就优先招用农民工、有农村户口的人。社保和工作来说哪个更重要，显然是工作更重要，这是原因之一。
第二个最重要的原因是土地的问题。大家知道，农民转移到设区的市以上城市就要交回原有的承包地，这对农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担忧，农村的各种参保率还是比较低的，所以农民还需要土地提供最终的保障。我们需要优先来解决转为非农户口后农民在城市里的住房问题、保障问题、工作问题，然后再来考虑他们农村土地的退出问题。
中欧城乡一体化发展可相互借鉴
（黄平：中国社科院欧洲研究所所长）
有调查研究的传统和能力，在国家把城乡协调发展作为下一步走可持续全面协调绿色生态文明发展之路的大背景下，光明日报成立的城乡调查研究中心平台，不但能获取一手的资料，还能给党和国家提供基层信息和相关决策的资料性依据。
经过了这么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现在的发展速度、规模、世界性的影响已经举世瞩目。我国提出中欧关系是四大伙伴关系，其中包括文明的伙伴关系。除此之外，我国还单独跟欧盟确定了中欧新型城镇化伙伴关系，中欧在城镇化或者说是新型城镇化包括智慧城市方面确实还有很大的合作空间。我自己研究中欧城镇化比较，我的感觉就是中国现在一方面正当其时把中国经验、中国模式、中国理念包括几千年好的做法推向世界，让文明能够互鉴；另一方面确实可借鉴欧洲关于绿色、生态、环保、可持续还有智慧城市方面有特色的做法。中国作为后发国家，在21世纪前30年是势头最好、速度最快、规模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但是怎样提升发展质量，使得人人享受城乡一体化包括智能化带给我们的福祉福利，是需要我们调查研究的。
通过对外开放加强城乡协调发展
（王晓红：中国经济国际交流中心研究员）
城乡调查研究中心的成立对于“十三五”时期统筹城乡协调发展非常有意义。我本人的研究领域是对外开放，那么，怎样通过对外开放来加强城乡协调发展？
目前，我国大量农村劳动力流入城市，而农村成了空巢。如今，农民主要的收入是务工收入，种地已不是其主要的经济来源，所以怎样增加农村人口的就业非常重要。金融危机后珠三角倒闭了一批加工贸易企业，农民工利用自己在加工贸易企业掌握的管理模式、技术能力回乡创办企业的案例非常多，这就是外溢效应。未来还应该从以下两方面开展工作：一是全方位开放“一带一路”战略，在这样的大格局中缩小城乡差距；二是随着开放力度的加大，可以带动大量的农村劳动力走出去。
另外，我们还要考虑到特色出口和特色产业链的布局。农村地区有很多特色产业和特色产品，我们完全可以通过现代加工业和物流业提高其组织化，形成特色产品和特色出口产业链。其次，通过互联网、信息化建设来推动农村的消费；还应当积极建设美丽乡村、美丽城镇、小城镇建设，使之成为统筹城乡协调发展非常重要的空间和载体。
城市社会治理创新的努力方向
（林家彬：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社会发展部巡视员）
目前，为应对我国城市社会治理面临的突出问题，许多城市政府都在城市社会治理创新方面有所探索，创造出了丰富的实践案例。
未来，城市社会治理创新可以朝以下几个方向努力。
第一，进一步推进治理理念的更新。社会治理的创新，其初始动力来自于治理理念的更新。要从过去那种偏重于政府本位的管制控制思维，转变到民众本位的协同治理思路上来，从被动的响应诉求和维稳，转变到主动改善民生、完善社会服务、疏导诉求渠道、维护公众权益、协调利益关系、化解社会矛盾、解决社会问题的治理理念上来。
第二，推进行政管理体制的相应改革。在社会治理理念发生变革之后，原有的政府行政管理体制需要相应的改革。过去的各级政府机构设置以经济综合管理部门为主，社会综合管理部门相比之下极为薄弱。应当根据改进和完善社会治理的需要进行因地制宜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
第三，注重消除现有的服务和管理空白。我国社会快速转型，社会管理的对象大幅度扩大，公众的社会诉求明显增多，出现了很多管理空白和薄弱环节。以居民需求为出发点、注重消除管理和服务的空白与薄弱环节，应当成为社会治理创新的重要方向。
第四，进一步引导和强化居民自治。推进和实现城市社区自治，是基层民主发展的必然趋势，而且有利于降低行政成本和促进社会的和谐稳定。
加大力度推进乡村互联网进程
（谢全：工信部通讯发展司综合处处长）
十八届五中全会刚刚胜利闭幕，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后五年的决胜阶段已经开始。工信部通讯发展司综合处负责制定通讯业的“十三五”规划，与互联网、物联网、通讯业、智慧城市等都密切相关，我们已经把建立普遍服务机制作为“十三五”规划的主线，普遍服务总的目标是缩小数字鸿沟。
目前，我国城市光纤已经覆盖了1.1亿用户，并实现了4G全覆盖，8兆以上的速率达到63%，而一年半前城市8兆以上的速率只有30%。但是放眼广袤的农村，我们的统计数字显示，全国60万个行政村中还有5万个行政村没有通宽带，12万个行政村速率在4兆以下。这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当地群众获取知识甚至是进一步发展的机会。
机会的均等是实现脱贫、实现城乡协调的要害。我们在实地调研中发现，我国部分边境线缺乏基本的通信条件，通讯基本靠口口相传，传递一个消息可能需要三天。怎样把中央政策落实到这些落后地区、边远地区呢？我们计划以各地市为单位来设定标的，公开向社会招标，中央财政进行补贴，除了三家基础企业，广电企业、民营企业都可以参与进来。我们的目标是5年以后实现5万个村连通宽带、12万个村速率提高。
以“城市空间协同营造”概念进行规划
（杨滔：清华大学《城市设计》副主编、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城乡规划所副所长）
《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提出“走出一条以人为本、四化同步、优化布局、生态文明、文化传承的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道路”。那么，在以人为核心的社会经济规划背景下，我国以往强调物质空间形态的城市规划设计应如何转型？
从城市规划和设计的理论角度，我们提出城市空间协同营造的概念，即在不同尺度之中、不同人群之间以及不同机构之上，各种社会经济活动通过对空间的认知、占据、建构、管理等，以协同商量的方式，共同营造适合那些社会经济活动的物质空间形态。大体而言，这包括三方面的内容：⒈社会经济活动的空间分布模式，即空间属性的方面，体现为“空间边界”；⒉城市空间自身建设的规律和特征，即空间本体的方面，体现为“空间结构”；⒊上述两个方面之间的实时联系或影响，体现为“空间协调”。本质上，社会经济活动是通过对空间的占据和建构而加以实现的。这也是社会利益再分配的一种空间方式。通过对空间的协同营造，将有利于我们在规划实践中优化区域规划、城市总体规划、控制性详细规划、土地出让审批、项目落地之间的衔接，辅助规划设计实施决策，使得城市或具体建设项目的经济、环境、社会效益最大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