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我国农村文化的变革是与城市化的进程紧密联系着的。城市化进程是一个从传统的乡村社会向现代城市社会转变的历史过程，也是一个由农民进城带动的历史过程。当大批农民脱离了传统农村的生存方式和文化环境走进城市的生存空间，城乡文化的碰撞、融合便成为一种必然，传统的农村文化已走上转型之路。
【关键词】
城市化 农村文化 转型 市场
一、农民进城与农村文化转型
城市化进程是从传统的乡村社会向现代城市社会转变的历史过程。其主要表现，是农村人口不断地向城市集中，城市人口在社会总人口中的比重不断上升，由此带动农村生活方式向城市生活方式转变。从某种意义上讲，中国城市化的过程也是农民的进城过程，在当下，这一过程主要通过如下途径展开
:
1.
农村工商业的发展。
20
世纪
80
年代，在中国农村先后出现了乡镇和村办企业，这些企业依托当地资源、地理等条件，发展迅速，出现了苏南模式、温州模式等典型区域发展模式，形成了长三角、珠三角、山东半岛等乡镇企业发达的地区。据统计，至
2006
年，我国乡镇企业增加值达到
5.75
万亿元，利润总额达到
1.45
万亿元，上交税金达到
6000
亿元，就业职工超过
1.4
亿人，农民人均从乡镇企业获得工资性收入达
1241
元，乡镇企业已成为农村工业的主体、农村经济的主体和县域经济的主体。可以说，乡镇企业发展是小城镇建设的主要推动力量，快速发展的乡镇企业加快了我国城市化进程。据国家统计局统计，到
2007
年，全国建制镇已达
19249
个，其中县城
1660
个，非农业人口约
1.5
亿人
;
小城镇具有一定规模的乡镇企业
100
多万家，共吸纳农村从业人员
13500
多万人。工商业的发展促成大量的农民远离传统的农耕生活，推动了城镇化发展，这不仅改变了农民的身份，促进了农民生存方式的转变，也根本上改变了传统农村文化基础，极大地冲击了传统农村文化。
2.
外出务工增加。上世纪
90
年代以后，大中城市和东部沿海地区经济的发展，吸引了大量农村劳动力，以致形成规模庞大的农民外出务工群体。据河南省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统计，
2008
年，河南省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人数总量达到
2155
万人
;
据国家统计局农民工统计监测调查，截至
2008
年底，全国农民工总量为
22542
万人，其中，本乡镇以外就业的外出农民工数量为
14041
万人，占农民工总量的
62.3%;
本乡镇以内的本地农民工数量为
8501
万人，占农民工总量的
37.7%
。大量的农民离开故土，置身城市的文化环境，受到城市的文化影响，他们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都不能不作出改变，以适应城市打工的需要。除了居留城市，由于打工者和农村的天然联系，一些打工者也不断返回农村，通过他们的言行把城市文化传播到农村，回乡的农民由此成为推动农村文化转型的重要力量。
3.
城市化和工业化的推进。当代中国社会的发展伴随着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城市化工业化不仅推动了中国经济的发展，也根本改变了相关区域内农民的生存环境。例如，到
2006
年，全国开发区数量已达到
1568
个，规划面积
9949
平方公里。综合国家发改委先后发布的六批省级开发区数据，截至
2006
年
5
月底，全国共计审核通过省级开发区
1046
个，其中山东省有
136
个，占全国总数的
13%
，居各地区榜首。加上城市扩张、各类建设等用地，相当数量的农村土地被征用和占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提供的数据表明，
1987
年到
2001
年，中国非农建设占用耕地
3394.6
万亩，其中
70%
以上是征地。这说明，至少有
3400
万农民因征地失去或减少了土地。
另外，按照《全国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提要》，
2000
年到
2030
年的
30
年间，我国占用耕地将超过
5450
万亩，失地或部分失地的农民将超过
7800
万。这就意味着我国失地农民的规模将会进一步扩大，失地农民将不可避免地进入城市，这也将从根本上改变农村文化的现实基础。
4.
当代大众文化的影响。大众文化与城市的关联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大众文化是一种都市工业社会或大众消费社会的特殊产物，是通过印刷媒介等大众传播媒介所承载传递的文化产品。大众文化的明显的特征，是它主要为大众消费而制作出来的，因而它通过巧妙的市场运作机制和意识形态因素，对大众施以种种影响。而在商业性的大众文化场域，存在着文化传播的社会控制机制，“经济上它建立在财产私有制和商品生产基础上，文化上它也遵照交换法则进行买卖，致使文化商品化渗透到整个社会。”借助商业化的大众文化，城市文化体现出对农村文化的优势地位，有力地冲击和改变着进城农民的价值信仰和文化观念，实现了对农村文化的“社会整编功能”。不可否认，在现代社会，大众文化宣扬的是城市文化的价值理念和文化形式，这种对传统农村文化的取代显然有着极其深刻的社会发展动因，其中最重要的，是从现代社会的城市化本质以及伴随着城市化而来的市场机制的孕育和发展。
二、当下农村文化转型的初级形态特征
从本质上讲，文化是一种精神现象，它是物质的反映并反作用于物质，虽然它本身不是物质，但可以通过物质载体表现出来。事实上，文化总是通过一定的载体才能得以传承，人在创造物质产品和精神产品的同时，也在产品和行为方式中物化了自己的观念。就这种意义而言，人以及人的每一件作品，都具有文化的内涵，都是文化的载体。当大批农民脱离了传统农村的生存方式和文化环境，走进了城市的生存空间，城乡文化的碰撞、融合便成为一种必然。
由于当代中国城市化本身正处于发展之中，尚未构建起成熟完备的城市文化体系，这必然造成当下农村文化的转型的反复性、复杂性，因而，当代中国农村文化的转型也就不可避免地呈现出初级形态特征
:
1.
生存伦理层面。改革开放以来，“民工潮”的兴起，农民流动的增加，使大量的农民越来越多地接触到都市文明和多种大众传播媒介，农民的财富动机和进取精神被大大调动起来，市场经济的精神逐渐为农民主体所接受。根据美国学者詹姆斯・
C
・斯科特的研究，农民的动机选择属于追求“安全第一”的生存伦理，农民追求的不是收入的最大化，而是较低的风险分配与较高的生存保障。从这一视角透视当代中国农民的城市化之路与农民的生活选择，会发现中国农民的生活选择同样如此，即首先是基于生存而不是市场经济下的利益最大化选择。这主要因为
:
中国农村生存的自然环境较差，人多地少，生产力低下，土地产出率不高
;
制度安排缺失公平，农民缺少福利保障，生活水平偏低
;
农民缺少相应的文化知识，只能从事现代产业链的低端、简单的工作等等，这就决定了生存需要成为农民打工的基本动力。所以，一些进城农民不得不面对低劣的工作条件，付出身体的、精神的沉重代价。按照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生存需要显然是较低层次的人生需求，随着社会发展水平的提高和个人生活状况的改变，进城农民会在自身发展中不断实现对生存需要的超越，体现出追求利益的最大化。值得关注的是，进城农民毕竟是从一个文化空间转向一个全新的文化空间，巨大的文化反差往往带来极大的心理落差和不适，传统的价值观并不能理所当然地调适进城农民的心理反差。在新的生存环境中，如何重建一种新的价值体系和精神信仰，减少社会转型、农民身份转变带来的伦理成本与道德风险，是个现实而迫切的问题。
2.
亲情为基础的人际关系。文化转型显然是个复杂的过程，现代市场经济环境和城市生活方式，并不能使进城农民的文化基因得到完全改变，基于亲缘血缘的传统依附型人际关系在他们身上仍然是基础的人际关系，对他们的生活依然具有重要影响。这种现实形成的原因，除了自然的亲近交往关系，如下几个方面亦值得关注
:
一是缺乏为进城农民提供就业生活帮助。比如，许多农民在外出务工经商前并没有联系好工作，进城后一般经城里的亲戚、朋友或已在城里定居的老乡介绍去找工作。据调查，由定居本地的亲属、朋友介绍的占
28.20%
，由同样在外务工经商的同乡、亲友介绍的占
25.99%
，自荐到用工单位工作占
10.51%;
另外，还有部分农民工通过招工广告、包工头和老板招募、劳务市场、招聘会、报纸电视广播等媒体找到工作，这分别占
7.38%
、
5.15%
、
3.85%
、
2.46%
和
2.05%
。
二是缺少为进城农民提供现实的权利救济途径。根据调查，当农民工的权益受到侵害时，固定岗位就业的农民工首先会与用人单位自行协商解决，其次是寻求法律援助，然后是找亲友帮忙，此三项分别占了农民工数的
24.73%
、
18.34%
、
12.26%;
而流动就业的农民工则先找亲友帮忙，其次才寻求法律援助，而后再与有关单位协商解决，此三项分别占了农民工数的
18.88%
、
16.92%
、
16.84%
。除此之外，有一部分农民工还是选择自己吃亏忍了。在法治不健全、农民工权益无法保障的情况下，亲友支持成为农民工维权的重要力量。
三是合作的途径单一。中国特殊的国情和文化决定了人脉关系对于个人成功的重要，进城农民由于教育经验、社会经历等限制，可资利用的人力资源有限，传统的亲缘血缘关系便为彼此提供了最初的信任、降低了市场合作成本。这在进城农民的创业初期阶段尤为明显，这时期的家族、老乡关系特征便十分突出。从历史的角度看，亲缘血缘关系对于进城农民的重要程度处于一个动态过程，由于市场经济带来人员活动空间的增大，进城农民在城市出于工作、生活等原因，会逐步构建新的关系网络，也会弱化传统依附型人际关系。这一过程也许会打破传统人际关系的伦理秩序，但却是进城农民转变为当代市民的必要过程，也是建设民主法治社会所必需。有学者分析指出，近代法意识最根本的基础因素是主体意识，它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
:
第一，人要认识自己作为人的价值，是不隶属于任何人的独立存在
;
第二，这种意识在社会范围内，同时是“社会性”存在，大家互相也将他人作为这种人来意识并尊重其主体性。不言而喻，这才是构成近代人意识本质的因素，同时也是构成近代法意识本质的因素。
3.
价值的不确定性。由于对外开放和市场经济的发展，当代中国新旧文化的碰撞十分激烈，面对新的生存方式和评判体系，传统文化的价值体系面临极大的不确定性。这对于进城农民来说，也是难以回避的困境。困境在于多元化价值规则的艰难取舍，在于多元化选择不仅提供了新的生存方式，也使得一元的传统伦理失去了固有可靠性而变成可疑的存在。“我们的时代是一个强烈地感受到了道德模糊性的时代，这个时代给我们提供了以前从未享受过的选择自由，同时也把我们抛入了一种从前从未有如此令人烦恼的不确定状态。”从某种意义上说，对价值不确定性的认知打破了传统价值的束缚，凸显了个人选择的能动性和个人自治能力，为个人抓住生存机遇提供了可能。但价值不确定性本身蕴含的风险也是明显的，特别考虑到进城农民面临的严酷生存环境以及文化知识的局限，各种功利主义、非道德主义价值观念极易被他们不加思考、不加辨别地接受，甚至极易迷失于个人生存的目标，或者陷于道德虚无主义的泥坑。对此，我们应有足够的认识和预防措施。
三、推进农村文化转型的对策思考
中国正处于城市化加速发展时期，也是构建遍及城乡的和谐社会、和谐文化的新时期。中共十七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到
2020
年，“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明显推进，农村文化进一步繁荣，农民基本文化权益得到更好落实”的目标。打造这样一种新型文化目标，面临的任务艰巨而复杂。因此，采取切实有效措施，推动农村文化转型是现实的迫切需要。
1.
提高农村文化建设的公平意识。当代社会在文化生活上存在较明显的不公平现象，城市人文化生活条件优越，享受着各种高水准的文化消费，而农村群众的文化生活却相当贫乏，一些偏远贫穷的地区几乎与文化生活无缘。需要指出的是，这种状况依然延续到了进城农民群体，相当一部分进城务工的农民被阻隔于城市文化生活之外，享受不到基本的文化权利。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于
2005
年
11
月
7
日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文化建设的意见》，并明确了具体目标
:
农村文化建设的目标任务是，按照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要求，经过
5
年的努力，基本形成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符合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规律的农村文化建设新格局。可是，长期以来，由于许多同志特别是地方各级领导对文化的地位、作用以及文化与经济的关系等缺乏应有的认识，对农村文化公平缺乏足够的重视，把农民的生存问题等同于单纯的物质问题，农民的精神需要和文化权利被忽视了，农村出现了突出的文化贫困现象。文化公平是和谐文化的应有之意，不能保证文化权利的公平，农村文化建设就难以摆上应有的位置，农村文化脱贫也只能是纸上谈兵。高度重视并大力加强农村文化工作的公平意识，是科学发展观在现阶段农村工作中的本质体现，因此，在新农村建设过程中，要把农村文化建设提高到维护文化公平的高度，使农村文化建设成为建设和谐文化、实现农民文化权利的途径。
2.
促进农村经济生产方式的转型。任何文化总是生成于一定的经济基础。受于文化因袭，农民既有勤劳朴实、重视亲情伦理的一面，也有固守乡土、缺少民主意识和个性意识的一面，这一切都是由传统的农耕方式决定的，正如人们论及的中国传统文化数千年的超稳定结构，正是由中国传统社会数千年生产方式的超稳定结构决定的那样。当代农村文化转型的基本动力来自现代工商业和城市化发展的背景，新的生产方式催生新的文化观念，当农民及其负载的传统农村文化更多面对新的生产方式时，必然发生价值的碰撞和意识上的影响，必然有助于促进农村文化的转型。事实上，在漫长的人类历史中，每一次经济形态的演变都伴随着社会文化的相应更新，当代城市社会与传统农村社会不同之处，就在于它的现代工商业背景
:
现代工商业基于经济人理性假设，要求树立自我主体意识，使得人们在追求利益的驱动下，能最大限度地将自身潜力挖掘出来。同时，作为现代工商业的微观组织――公司企业，其管理机制具有更多理性色彩，和中国传统农村文化的情感性家族伦理本位有着明显差异。可以说，生产方式的变化会从根本上改变农民的文化观念和价值体系，只有在现代经济的生产方式基础上，才能有效转变农民的传统文化习惯，实现农村文化的现代转型。由此，大力推动农村经济生产方式的转型，就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还是推动农村文化转型的必不可少的基础性前提。
3.
加强对进程农民的文化引导。任何一种成熟的文化都经历了长期的历史选择，包含着稳定而明确的价值体系，一旦置身于新的背景，就会打破固有平衡，出现失衡、错位等现象。中国传统的农村文化就是走过了数千年的成熟文化，在今天城市化背景下，其转型是必然的，但由于特定的生产方式和历史传统，这种转型不可能一蹴而就。农民所处的弱势地位、文化的欠缺等因素都会影响到农村文化的健康转型，导致他们在纷繁复杂的现代城市文化中失去正确的判断能力，把生活的本能需要当成人生的全部需要，或者让别的不健康的文化乘势而入，引发各种失范、失德、甚至违法的举动。因此，要特别加强对进城和务工农民的文化引导，提供基本的文化服务和教育条件，利用先进的文化环境提升其文化素质，提高其适应城市文化背景的能力。比如，在乡镇企业文化建设中，我们要既挖掘传统文化的互利互助和重视亲情友情的价值，又强化企业管理者与员工之间的权利与义务的互惠意识上，增强农民工对工作的自觉的责任感和投入感，使得这种道德感与中国传统农村文化中的信任、利他主义、长远的互惠关系、家长式的关怀以及下属对上级的尊敬相一致。在对进城农民的文化教育引导中，要结合当代城市文化要求和农村文化现实，比如，针对农村文化的亲缘伦理观念展开法治教育，针对农民自我意识薄弱展开权利意识教育，针对市场经济竞争展开开放意识教育等。通过切实有效的文化教育引导，不断促使进城农民一步步转变为具有现代法治观念、民主意识、权利意识、开放意识的新型公民。
总之，当代农村文化建设是在市场经济环境下进行的，其本身就体现出传统农村文化发展的转型性特点。包括农村文化在内的社会发展模式，也受到市场环境因素的影响和制约，需要从过去那种完全依靠政府通过行政指令、计划等方式的发展，转化为依托市场自身建立有效调节机制去实现。与此相联系，政府对农村文化事业的领导也有一个职能转变的过程，像市场环境下的宏观文化调控、文化协调发展以及整个经济社会发展的制约作用、统筹城乡文化发展、实现城乡文化的良性互动等方面，都需要做大量实践的和理论的探索。由此可见，推进农村文化转型，任重而道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