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世勇 电视下乡：农民文化娱乐方式的家庭化
发布日期：2019-02-14 作者： 来源： 点击量：
电视下乡：农民文化娱乐方式的家庭化
张世勇
内容摘要： 随着农民经济收入的不断提高，电视机成为农民家庭普通的家用电器，看电视成为农民文化娱乐生活的主要内容。电视下乡与农民文化娱乐生活的变迁有着密切关系，电视机在农村普及的过程，正是乡村社会公共文化娱乐生活不断式微的过程，电视下乡正好填补了乡村社会公共文化娱乐活动萎缩所留下的空白。从文化活动参与者的角度讲，看电视不是一种公共性的文化娱乐方式，当看电视成为农民主要的文化娱乐活动时，农民的文化娱乐活动呈现出家庭化的特点。
关键词： 电视下乡；乡村公共文化生活；家庭化
当前国内大众传播学的研究已经表明电视是农民接触最多大众传媒，电视下乡从根本上改变了乡村社会信息封闭的状态，电视成为农民了解生产生活信息，反照自身生活，形成新社会意识，促进乡村社会发展变迁的主要传媒[1]。随着广电事业的迅速发展和电视机在农村地区的普及，农民的文化娱乐生活增添了新的内容。随着农业生产技术的提高，农民闲暇时间日益增多。然而，乡村社会的公共文化活动却在不断萎缩。从乡村社会文化娱乐生活的角度来看，电视下乡与农民文化娱乐生活变迁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
笔者经过与课题组其他成员3个月的驻村访谈和问卷调查，发现电视在乡村地区普及之后，看电视在农民的文化娱乐生活中占据主导地位，农民的文化娱乐生活呈现出家庭化的特点。电视下乡所导致的农民文化娱乐生活的家庭化是一个历史的过程。文化娱乐活动是农民闲暇生活的重要部分，为了考察电视下乡与乡村社会公共文化娱乐活动的关系，说明电视下乡对农民文化娱乐生活所产生的影响，有必要对农民闲暇生活和乡村社会文化娱乐方式的变迁做一历史考察。
一、电视下乡前的乡村公共文化娱乐生活
娱乐休闲是伴随着现代工业社会伴随着社会分工而产生的一种社会设置。由于生产力水平的限制，在传统乡村社会中普通农民很少主动选择娱乐休闲。传统社会中的娱乐休闲活动主要通过各种民俗节庆方式进行，具有很强的季节性，随着农忙和农闲而自然调节。新中国成立之前我国大多数农民尚未达到温饱，过的是活命经济的生活，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闲暇的时间非常之少，一年到头，只有在年关的时候些许集中休息的时间，社火、庙会、地方戏曲、祭祖拜神、舞龙舞狮等是乡村社会里主要的公共文化活动。农民不仅闲暇时间短，而且闲暇方式也很单一，农民的闲暇生活主要是以岁时节庆中组织起来的。
新中国前30年，新的基层社会组织体制代替了传统的社会组织形式，一些传统的民俗文化活动受到了抑制。农民的生产生活被国家组织了起来，甚至冬闲时间也被组织起来进行各种农田水利建设，闲暇时间同样比较少。在特定意识形态的主导下，思想内容被定为封建的传统戏曲农民也很少能够看到了，取而代之的是样板戏和“红色”歌曲。农民的文化娱乐生活以当时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舞台演出或者田间地头工歇表演为主，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为乡村社会培养一大批文艺骨干，这些文艺骨干在如今的乡村文艺中仍然发挥着重要作用。与此同时，新中国的电影事业得到了蓬勃的发展，在中央以及各级地方政府文化部门的主导下，我国乡村地区建成了世界上最大的电影放映网络，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到文革结束前，在我国农村有流动放映队5万个之多[2]，看电影是乡村社会一项主要的公共文化娱乐活动。和毛则东思想文艺宣传队一样，电影在宣传国家政策同时，对农民进行意识形态教育，是国家建构底层政治认同的重要方式，同时，一些科普影片和记录片也成为农民获取生产生活知识的新渠道。无论是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还是由国家组织的电影放映，寓教于乐，在宣传国家政策对农民进行意识形态教育的同时，还起到了培养集体精神，提高劳动势气的作用。这个时期，乡村社会的公共文化娱乐活动的特点是“政治挂帅”，文化娱乐为辅，具有很强的文化公共性。
人民公社时期，电影放映员是人民公社体制下提供社会服务的“八大员”之一，放映电影是基层政府一项重要的政治任务和政府职能。电影还是组织会议的一种形式，在放电影的开始和结尾往往还会有领导讲话和或者文件宣读，人民公社、大队以及生产队以放映电影的形式在乡村社会进行政治动员和政策宣传。虽然是露天电影，条件简陋，但农民对于看电影有相当的热情，看电影如同过年，“喇叭一响，看电影的人一操场”是当时电影放映场面的生动写照。乡村居民走几里路甚至十几里路去看电影是一个司空见惯的现象。露天电影场往往是人山人海，银幕前面没有位置，银幕的后面还可以坐人，同时也是农村青年人聚会交流的场所，当然也会生出不少是非。。农民回忆说，因为经常在银幕的后面看电影，看倒着的字看多了，竟然也可以倒着写字。电影和舞台戏曲表演一样，在乡村社会搭建了一个公共娱乐平台，露天电影成为前电视时代乡村生活梦幻般的公共生活场景。
进入80年代，由国家组织的电影放映变成了农民私人生活中由私人组织起来的文化娱乐活动，变成了农民的“喜庆电影”。我国农村地区，对农民来说放场电影是一种非常重要的庆祝仪式。农民在生活中有了喜庆的值得祝贺的事情，会请来一场电影，请电影的事由各种各样，牛生了牛犊，小孩降生，结婚，老人过寿，孩子考上了大学，甚至村里有人在外面升迁或者为了“许愿”和“还愿”也会请来一场电影。本来是私人生活庆祝形式的“喜庆电影”，成为村庄公共生活的一部分。“喜庆电影”虽由个体农户来出资，其放映形式仍然具有公共性。露天电影成为村庄公共生活的一部分，它反映了乡村居民生活的高度集中化[3]。
农民出资放“喜庆电影”在村庄社会是一种不成文的规矩，也是一种社会竞争。红白喜事时是不是放电影，放映场次的多少，看电影的场面是否热闹，使得“喜庆电影”成为村庄社会面子竞争的一部分，俨然是一个公共事件。在河南省汝南县农村，老人过世是一定要放电影，在电影开始之前放映员还要念为电影出资的孝子孝孙的名字。场次的多少，影片的多少是衡量逝者的子孙孝与不孝的重要标志，同时也是丧事攀比的一个重要方面。如果有人家没有请电影，要么是绝对的贫困要么会被人认为是不孝。在汝南县，放电影的同时还要请上一台皮影戏或者戏班子，戏班子有四人、六人、八人不等，人员的多少反映了丧家的财力。皮影戏和戏班子是为村庄中老年人准备的，有的特别有钱的家庭还会请上地方正规的剧团。
有了电视和录像机之后，还会请上放录像的，录像的内容多为港台的电影，从这个时候开始露天电影的热闹场面受到了挑战。电影放映从一种国家或者政府行为，转变成农民的个体行为，放映电影的政治功能逐渐退化，电影不再是国家对农民进行政治社会化的工具，变成了农民生命仪式的庆祝方式。曾经是人民公社“八大员”之一具有干部身份的电影放映员变成了个体户。改革开放以来，影片题材开始多样化，故事片、武侠片的兴起，逐渐改变了革命影片独霸天下的格局，电影在内容和形式上所具有的政治色彩逐渐退色。但是，看电影仍然是乡村居民主要的公共文化活动。“演了电影看了戏，死了老婆卖了地”，看电影和地方戏曲在乡村居民的心目中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在电视尚未普及，大规模的农民流动还没有开始的时候，电影在单调封闭犹如井底之蛙的乡村生活中好比“通天塔”。通过电影，国家不仅建构了农民的在政治和文化上的主体地位，同时还将农民整合进以社会主义为主导意识形态的民族国家之中。
电影在农村地区大放异彩的同时，一些农村地区仍然活跃着一些传统的文化活动。在江西吉安农村地区，几乎每个自然村都有一个祠堂，祠堂是当地村庄中不可或缺的公共场所。有些老祠堂破败的，或者没有祠堂的自然村还要集资新建祠堂，因为村民的红白喜事都要在祠堂里举办。直到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当地还有演“年戏”的传统。每到春节，分布在不同地区的同一宗性人会以演戏的方式互相拜年，祠堂是当然的剧场。春节时“年戏”往往会演一个月，祠堂里的观众满满当当，可谓当地的文化盛事。在浙江台州地区，当地农盛行为地方神庆寿诞，每到这时都会请来越剧班演上几天大戏，成为当地农民公共文化娱乐活动的重要部分。庙会则是北方农村地区的重要文化活动，传统戏曲、社火、秧歌等是庙会上少不了的景观。这些地方戏剧和民俗活动，是农民共同参与和共同拥有的活动，不仅给乡村居民带来了艺术上的娱乐享受，而且还能够让生活在同一地域的农民分享共同的情感和文化价值，强化他们的文化认同感。[4] 这些传统的文化活动和红白喜事的操办一样，都需要村民互助或者合作来完成，在再生产集体行动的同时还再生产着共享的文化价值，是维系与整合村庄共同体的重要方式。
放电影和传统文艺表演在农村毕竟是比较少的，聊天和乡村夜话始终是农民渡过闲暇的主要方式。由于乡村夜话的存在，生活在村庄中的人们不仅加强人际之间的交往，也是生产村庄舆论、村庄规范的过程。有90年代以前村庄生活经验的人，在儿时的记忆里肯定少不了围绕在大爷爷奶奶身边，倾听他们讲古的经历。在这样的场景中老年人在村庄中的权威地位被建立起来。乡村夜话中的传说和神话等是典型的口头文学，是村庄历史、乡村社会小道消息的重要传播途径，流言蜚语中包涵的村庄舆论也被生产出来。以乡村夜话为代表的聚众聊天是乡村生活中的日常性的公共生活，在乡村夜话中，村庄的集体记忆被传承，村庄里东家长李家短会被叙说，村庄舆论得以形成。正如吕德文所说，村庄夜话和“讲古”是村庄历史和村庄记忆的载体。[5]
露天电影与地方戏曲的受到农民的喜爱，这与乡村生活高度集中性是分不开的。乡村夜话、露天电影和地方戏曲是村域内的公共文化活动，农民参与公共性的文化娱乐活动，能够加强村庄社区的人际互动，有利于村庄社区的整合和凝聚力的培养。无论是电影还是这些传统的文艺表演，对观众来说都是同一个主题，在娱乐的过程中，观众受到的同一种文化价值、道德标准的熏染。也就是说，这些公共性的文化娱乐活动所凝聚的是一种“集体情感”，这种集体情感往往很容易和地方性共识结合起来维持村庄共同体延续，公共文化活动的公共性也正体现在这一点。当这些公共文化活动逐渐萎缩的同时，电视在乡村社会迅速普及，农民的文化娱乐生活方式发生了变化，正如吴理财所说，农民私性文化生活逐渐增多的同时，农民的公共文化生活却不断式微。[6] 电视下乡之后，小众的、私人化和家庭化的娱乐方式逐渐占据了主流。
二、电视下乡，电影收场
电视进入乡村社会经历了一个从“小电影”到普通家用电器时代的过程。“小电影”时代的看电视仍然是一种公共的文化娱乐活动。在许多村庄中村委会或者村民小组最最早有电视机。20世纪80年代，电视作为一种奢侈的耐用消费品进入个别农民家庭，与电影相比这个时期的电视可以称为“小电影”。因为村庄里罕见的几台电视机可以起到聚众娱乐的功能，现在许多农村人还能回忆起收看《霍元甲》等电视剧时，像看电影或者看大戏一样的热闹场面。因为大多数家庭尚没有电视机，能够收到的频道也比较少，电视节目单一，无论是到村委会还是有电视机的农民家里，这时的看电视和看电影一样都具有公共娱乐的性质。
上世纪90年代电视机开始在农村普及，几乎家家都有一台电视机，电视机从一种奢侈品变成了普通的家用电器。据2001年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国家信息中心、信息产业部等有关部门发起的对农村家电市场的调查统计结果表明，61％的农村消费者认为电视是他们获取信息的主要传播媒体。2007年，我们对全国各地24个村庄中870个农民的抽样调查显示，只有2.9%的家庭没有电视机，拥有1台电视机的占到70.3%，拥有2台电视机的占到23.5%，一个家庭之中拥有三台电视机的占到3.2%。（见表一）除了少数边远贫困地区之外，电视机在我国农村地区已经得到了普及。
表一：
在电视下乡的过程中，乡村社会也正在经历着多方面的剧烈变迁。电视成为农民主要的娱乐工具，与乡村社会其他方面的变化是相辅相成的。
由于农业生产方式的发展农民的闲暇时间大大增多，农民对文化娱乐生活有了更多的要求。随着农业生产技术的发展，化肥农药的大量使用，粮食生产的田间管理也省去了，农忙时间大大缩短，农闲的时间大量增加，在粮食主产区农民每年集中用于田间劳动的时间只有1个月。南方一些山地多的农村地区，由于可耕地少，历史上的家庭经济本来就是农副兼业为主，20世纪90年代以来大量青壮年劳动出外打工，农业生产在农民的经济收入中只占很少的比例，粮食生产只是为了满足口粮的需求，农业劳动在家庭经济生产中已经不占据主导地位。在江西永新县，取消农业税之后，农民没有了交农业税的压力，人民公社时期以来形成的种植双季稻的习惯已经被放弃，大多数农民每年只种一季水稻。由于化肥、农药和农业机械的推广和普及，即使留守在村庄中的老人和妇女从事农业劳动的时间也大大缩减。永新县的乡村集市隔天一次，反映了农民闲暇时间的充裕，赶集变成了一种休闲活动。在工商业比较发达的山东农村地区，经过农业产业结构调整，经济作物的大量种植，离乡不离土的工业，传统的季节农业作业习惯已经被打破，农民的闲暇时间已经日常化。闲暇时间的增多和闲暇的日常化，看电视这种日常性的娱乐方式正好契合了农民生活的变化。
90年代之前，农村的电影放映一直是基层政府兴办公共文化事业的政府职能之一。人民公社解体之后，农村的电影放映在制度上以集资看电影的形式来组织实施，集资看电影一直是乡镇政府的一项税费统筹。1993年集资看电影作为一项农民负担被取消之后，基层政府放弃了为农民提供电影放映的公共文化服务职能。据统计，全国电影放映单位从1992年的13.37万个减少到了1993年的11.3万个，1994年全国有约80％以上县级发行放映公司和60％以上的地区发行放映公司亏损，农牧区80％左右放映队停止活动，有的省90％放映队“卸甲归田”。[7] 国家广电总局对28个省市的最新统计数据显示，县级公司70%处于亏损状况，29%的乡还没有放映队，一年没有放映一场电影的村占26% ，平均每个县一年仅购11. 5个拷贝[8]。
现如今，曾经是乡村社会文化生活一个重要部分的“喜庆电影”也失去了观众，在乡村社会放电影已经没有多少人看了。在驻马店农村偶尔还有的“喜庆电影”，即使是发烟发糖都没有人看，看电影越来越没有吸引力。分析其原因，一是因为农民流动，许多村庄几乎已经变成了空壳村，特别是中青年人大量外出，乡村社会已经变的越来越没有人气。二是受电影放映体制改革的影响和电影题材城市化的影响。实行院线制的市场化体制改革之后，农村地区在电影市场具有天然的缺陷，新影片根本就进不了农村地区，农村电影公司电影拷贝老旧，新电影拷贝很少。与此同时，随着国家加大发展农村广电事业，农村电视收视技术的提高，电视机逐渐在农村普及，VCD也进入了寻常百姓家。因为电视频道的增多，许多新的电影农民通过租影碟或者在电影频道上也可以看到，农民通过电视和VCD的结合，在家里也可以看电影。有了这种方便的廉价的替代性选择，电影放映在乡村地区失去观众就是必然的事情了。
城乡差别是我国的国情，在文化生活领域也是如此。改革开放近30年来，乡村社会公共文化娱乐的建设几乎是一块白地。上世纪80年代以后，以发展经济为主要目标的基层政府的工作重心是收粮收款和计划生育等有硬性指标，而发展农村文化事业的政府责任在实际中被忽视了，一些以发展文化事业为名的文化活动其目地也是在经济上，即所谓的“文化搭台，经济唱戏”。近年来，以“忠孝节义、才子佳人”为主要内容的地方戏曲和曲艺节目在乡村社会有所复兴，一直为人所不关注的草根文艺演出形式，走江湖的歌舞剧团、杂技团等活跃在乡村社会的舞台上。这些活跃在民间的草根舞台班子，演出的内容具有地方特色，内容通俗易懂，深受乡村居民的喜爱，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乡村社会文化娱乐活动的空白。与此同时，各级政府的“文化下乡”在媒体上也表现出了热闹的场面，但是对于农民的文化娱乐生活需求来说仍然是杯水车薪。
以发展经济为主导的单向度发展方针的指导下，基层政府因为缺乏资金等原因逐渐丧失了组织农村公共文化娱乐活动能力，投资和管理主体具有公共性的文化活动没有发展起来，传统的民俗文化活动也难以振兴。税费改革之后的乡镇体制改革，使得乡镇政府举办公共文化活动的能力更加弱化。湖北省乡镇机构改革之后，将一些本应由政府承担的社会服务职能改革成了向“以钱养事，向市场买服务” 。我们长期调查的江汉平原某乡镇，经过乡镇体制改革，原来的文化站改成了文化服务中心，原文化站工作编制从14人缩减成了现在的4人。文化服务中心实行事业编制，企业管理。改制后的文化服务中心有3人（包括文化服务中心的主任）实际上是楚天广播电视信息网络有限的基层服务人员，主要工作是进行有线电视经营。另外一人专门从事乡村文化服务的工作人员是从原来的文化站退休后，文化服务中心反聘的。文化服务中心每年有1万元作乡村公共文化活动的经费，对于一个乡镇来说1万元的公共文化活动经费实在是杯水车薪。更让人担心是，文化服务中心的负责人对主要要承担文化服务职能的反聘人员进行“他凭良心办事，我凭心情考核”。显然，发展公共文化事业不是文化服务中心的主要工作。
当基层政府不能满足农民日益增长的文化娱乐需求时，一时之间农村里打麻将成风，购买地下六合彩等非法博彩也成为农民日常性的娱乐项目[9]。在贫乏的乡村文化娱乐生活中，电视下乡正好迎合了乡村居民对于文化娱乐活动需求。在我们关于农民休闲活动的调查中，有54.8%的受访者选择看电视，打麻将和聊天分别占到13.2%和15.2%（见表二）。电视机不仅成为农民获取信息的主要传播媒体，而且成为农民主要的娱乐工具。乡镇文化服务中心将发展有线电视网络作为主要工作，客观上非常符合市场的需求。
表二：休闲时喜欢做什么
已经过上“温饱有余，小康不足”生活的当代中国农民，文化娱乐休闲的需求日益增加，然而，报纸杂志等纸制媒体的商业化和城市化倾向没有将农民作为主要的目标受众，加之受文化教育水平的限制，绝大多数农民也没有养成订阅报纸杂志的习惯，报纸杂志等纸质媒介在农民的媒介接触行为中一直处于很低的水平。[10] 一方面是乡村社会的公共文化娱乐供给不足，另一方面是农民的闲暇时间又在不断的增多。与其他文化娱乐方式相比，电视节目具有易得性、廉价性和便捷性的特点，看电视自然成为农民文化娱乐生活的首要选择。在我们关于收视习惯的调查中，有52.5的受访者每天看电视1小时以上，每天看电视3小时以上的受访者也达到22.3%。（见表三）我们在访谈中问农民如果几天不看电视时会有什么感受，他们几乎都会回答感到闷的慌。可见，看电视成为农民文化娱乐生活主要内容，当今的中国农民也变成了“沙发上的土豆”。
表三：每天看电视的时间
随着国家新农村建设政策的出台，一些条件比较好的村庄也建设了公共文化设施，虽然如此，但还是抵挡不住电视屏幕对乡村居民的吸引。我们在河南郑州郊县的一个村庄调查时对此有深刻的体会。这个村庄是当地有关部门重点帮扶的村庄，村里刚刚建立了文化休闲广场，其实也就是在村委会门前建有一个篮球场和一些大众健身器材。有一天晚上村里停电了，村中的文化广场上聚集了许多村民。虽然没有灯光，村里的小孩子在朦胧的月光下打篮球，在篮球场边上，有许多村民在聊天，篮球场上孩子们的呼喊声，周围大人们的聊天声，十分热闹。我们的房东家就在文化广场的边上，平时晚上文化广场上没有什么人，而停电的这天晚上是文化广场上像是开会一样，和那天村子里面办丧事时请的两个歌舞团唱对台戏的冷清场面相比热闹多了。9点多的时候，电来了，正在打篮球的孩子们停了下来，有人在喊回家看电视去，孩子们便如鸟兽般散去，周围聊天的村民也渐次散去，不到十分钟的时间广场上便空空荡荡了，只有边上的几位老年人在聊天，显得广场上更为冷清。
上述场景，在如今的村庄中再也平常不过了，电视下乡之后，使得村庄的夜晚更加的安静。乡村夜话没有了，露天电影越来越没有吸引力，乡村生活中日常性的公共活动日渐稀少。
三，农民文化娱乐生活的家庭化
电视下乡不仅仅是大众媒体进入乡村，同时也意味着农民生活方式的改变。正如方晓红所说，随着农村有线电视网络覆盖面积的扩大，电视频道的增多，电视节目娱乐性的增强。[11]电视下乡对于乡村居民来说增添了一种渡过闲暇的方式，并且看电视在农民诸种娱乐方式中占据着主导地位。如果说经济生产的家户化是分田到户的必然结果的话，那么电视进入村庄是农民闲暇生活家庭化的重要因素。电视下乡不仅仅是填补了的乡村社会公共文化活动贫乏所留下的空白，也从根本上改变了乡村居民的娱乐方式。
据我们调查，有58.0%受访者将电视机摆放在卧室中，占到一半以上，有34.8%家中的电视机摆放在客厅里（见表四）。上述数据没有排除家中有两台以上的家庭，只有1.6%的受访者表示经常和串门的亲戚朋友一起看电视（见表五），可见客厅里的电视机也主要是家庭娱乐。电视机在农村已经普及，串门、聚众看电视，看电视已经没有必要，电视机的“小电影”时代已然结束。在我们的访谈中，驻马店地区许多农民已经养成了看《新闻联播》的收视习惯，用他们的话说“只要有电每天必需看，如果不看的话会感到缺少一点什么。”
表四：电视机摆放位置
表五：和谁看电视
即使在家庭成员之间，看电视也产生了分化。在我们关于农民看电视习惯的调查中，有45.9%的受访者和丈夫或者妻子一起看电视，经常自己一个人看电视的受访者也占到27.5%，和孩子、父母以及串门的邻居朋友一起看电视分别为12.9%、3.0%和1.6%（见表五）。这些数据表明，看电视成为完全成为了私人性的文化娱乐活动。不仅串门聚众看电视的人少了，而且在代际之间看电视也产生了区隔，老年人看老年人的节目，青年人看青年人的节目，小孩看小孩的节目。乡村社会虽然有熟人社会的特征，但是在乡村社会看电视和城市中已经没有什么区别，也是一种家庭化的娱乐方式。当人们花更多的时间在家里的看电视的时候，原来在乡村生活中通过串门聊天等形式进行的日常交往而构筑的人情网络越趋松散，村庄也出现了“城市社区现象”[12]。
农民文化娱乐生活的家庭化，使得电视这种大众传媒在乡村社会的影响就尤为突出。乡村社会的公共文化活动本来就贫乏，民俗表演、地方戏曲等传统文化娱乐活动越来越没有吸引力，电影也遭受了相同的命运，村庄中的村民大会，村小组会议由于农民流动等原因越来越来难开，日常性的公共娱乐活动日渐稀少，电视的大众媒体效应就更加凸显了出来。电视媒体所构筑的“大众媒体墙”将乡村居民栅隔在每家的庭院、厅堂和卧室里，分而治之的接受着电视所携带的城市大众文化，电视所衍生的媒介权力逐渐成为乡村社会变迁中的重要因素。
民生新闻、科学发现是农民比较喜欢看的一类新闻节目[13]，民生新闻中的一些奇闻异事为乡村居民打开了一扇了解村庄外面精彩世界的窗户，开阔了乡村居民的眼界，同时也为乡村居民的聊天提供了话题。在农民的闲暇时间中看电视时间大大多于聊天的时间（见表二）。我们在河南驻马店地区调查时，正值在炎热的夏天，村民会在村庄中的主要干道上聚众聊天纳凉，然而一到晚上天黑以后，村庄里便会万人空巷，村民们都坐在了自家电视机前。无论是在河南农村还是江西农村，晚上中央电视台的黄金时段，也是当地农民看电视的黄金时段。有些青年农民也养成了收看NBA联赛，足球联赛等体育节目的收视习惯。
如前所述，聊天和乡村夜话在乡村社会中是生产公共舆论的重要场所，也是乡村社会人际传播的重要形式。在乡村社会里，在聚众聊天过程中产生的舆论是维持地方性规范，约束惩罚越轨者的内在性力量。电视下乡，麻将馆的出现不仅从形式和规模上改变了聚众聊天，而且也改变了聊天的内容。妇女聊天的内容中家长里短逐渐减少，妇女们很少在公开的场合将别人家的事情，嚼舌头的少了，大家都看的电视剧或者在民生节目中看到的奇闻趣事。随着村庄中的老人的不断边缘化，老年人在村庄社区中丧失了权威，他们聊天的内容逐变成改为国内国际新闻，很少聊村庄中的事情，聊天的主题离村庄生活越来越远。电视媒体技术在乡村社会的存在，以人们很难觉察的方式，在乡村居民的生活中建立了一个新的世界。
电视在农村的普及，标志着乡村社会信息传播方式的根本性变迁，传播方式的变迁和乡村社会生活其他方面的变迁是相互促进的。电视尚未普及之前，中国的乡村社会里大众传媒只有电影和广播等，纸质媒体的传播也不普遍，人际传播和组织传播是主要的传播方式[14]。当代的中国乡村社会组织传播已经明显式微，人际传播虽然也存在，但其在乡村社会的影响已经不能和电视、电话等电子传媒相提并论。与人际传播、组织传播和电影相比传播方便快捷、受众接受成本低、收视方便等特点。电视被誉为“奇妙的放大器”，对于受众来说它具有强烈的现场感、真实感和冲击力，是一种情感性的娱乐媒体。与电影、地方戏曲表演等公共性文化娱乐活动相比看电视还是一种家庭化的文化娱乐方式。电视取代电影和广播成为乡村社会主要的大众传播媒介之后，将乡村社会裹挟进大众文化的洪流之中。电视媒体技术将乡村和城市两个分离的区位连接起来，由于城乡差别的存在，电视媒体在乡村社会也开始扮演“意见领袖”的角色，引领着乡村社会文化变迁、生活方式变迁和社会观念变迁的主要媒体力量[15]。在如今的乡村社会，电影已经退场，广播早已失去了吸引力，昔时电影和广播承担的政治传播功能也已被电视所取代。在这个过程中，乡村文化也逐渐被边缘化。
四、余论
电视作为一种大众传媒，从供给主体、管理主体和传播内容来讲无疑具有公共文化的特征，但从电视受众也即参与主体的角度看，人们看电视来消闲，不是一种公共性的文化娱乐方式。电视机在农村普及之后，与传统的民俗活动看电影等公共性的文化娱乐方式相比，看电视不是一种聚集性、人际互动型的文化娱乐方式。随着电视频道的增多，电视节目日益丰富，农村受众的选择空间越来越大，看电视既不能加强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受众也很难共享一种文化价值。乡村社会的公共文化娱乐活动逐渐式微的情况下，农民的文化娱乐生活呈现出家庭化的特点所产生的影响是乡村文化更加快速的被消解。首先，处于文化地位的乡村文化，在强势的城市大众文化面前越来越没有抵抗能力；其次，电视下乡之后，在信息传播的角度使得传统的村庄社会边界被打破，村庄共同体的维系村庄的利益整合失去了相应的社会文化基础。最后，在整个中国社会经济发展，乡村社会组织结构，生产方式，农民流动等大的背景下，电视媒介和其他这些方面共同推动着乡村文化的变迁。
（原文发表于《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6期，人大复印资料《新闻与传播》2009年第3期转载）
注：
[1]王玲宁，张国良：《我国农村受众媒介接触行为调查分析》，《新闻记者》，2003，（11）。
[2]刘广宇：《新中国农村电影放映的实证分析》，《电影艺术》2007，（3）。
[3]李林波：《从文化与媒介的视角看乡村电影的兴衰》，《重庆教育学院学报》，2007，（1）。
[4]傅谨：《百年越剧与农民的公共生活》，《南风窗》，2006，（5）下。
[5]吕德文：《讲古》，《三农中国》，第10辑
[6]吴理财，夏国峰：《农民的文化生活：兴衰与重建》，《中国农村观察》，2007，（2）。
[7]俞志达：《中国电影市场的现状分析及对策》，《浙江艺术学院学报》，2003，（1）
[8]引自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副局长赵实在“全国农村电影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载《心系九亿农民 服务农村大局》，《电影通讯》，1998，（6）。
[9]张世勇：《贺集村农民的娱乐休闲生活》，《三农中国》，第8辑。
[10]王玲宁，张国良：《我国农村受众媒介接触行为调查分析》，《新闻记者》，2003，（11）。
[11]方晓红：《大众媒介与苏南农村文化生活关系研究》，《当代传媒》，2004，（4）。
[12]贺雪峰：《中国农民价值观的变迁及对乡村治理的影响》，《学习与探索》，2007，（5）。
[13]吴信训等：《当代农村电视收视习惯调查》，《新闻爱好者》，2006，（9）。
[14]李梅竹：《我国农村大众传播的现状分析》，《视听纵横》，2006，（3）。
[15]方晓红：《大众媒介与苏南农村文化生活关系研究》，《当代传媒》，2004，（4）
